个人亲子鉴定怎么做？
亲子鉴定分为司法亲子鉴定和个人亲子鉴定（也叫隐私亲子鉴定）两种。
百度百科：亲子鉴定
司法亲子鉴定的报告具有司法效力，可以用于上户口、移民、继承遗产和打官司等。做司法亲子鉴定时所有被鉴定人要带好自己的身份证、户口簿和出生医学证明等证件直接去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机构名单可以在当地省市自治区的司法行政部门的官方网站上查询到），由司法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人采样检测，并出具司法亲子鉴定报告书。
亲子鉴定图谱
个人亲子鉴定没有司法效力，检测报告只供个人参考，样本一般都由送检人自行采集。由于技术的进步，有的个人亲子鉴定已经可以做到全程都不需要送检人提供任何与身份相关的信息，包括交流信息时不需要电话号码或微信，付款时不需要微信或支付宝等移动支付，邮寄样本时也不需要出示证件或进行微信扫码等，确保个人信息不可能被泄露。上百度搜索“真正隐秘的亲子鉴定”就可获得详细的检测步骤。
司法亲子鉴定和个人亲子鉴定除了用途和采样方式不同外，检测过程完全相同，包括使用同样的仪器、试剂和操作过程。它们之间没有哪个更准确一说。事实上，亲子鉴定的准确度极高，出错的可能性和乘飞机摔死的可能性差不多。从1984年英国科学家发明亲子鉴定技术算起，全球大概完成了上千万次亲子鉴定，出错的屈指可数。
个人隐私亲子鉴定怎么做丨偷偷做亲子鉴定保密性
偷偷做亲子鉴定，就是做个人隐私亲子鉴定（也称隐私亲子鉴定或个人亲子鉴定），客户无需上门，不必提供身份证件，样本可以自行采集再通过邮寄的方式送至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其检测结果只对样本负责，仅供个人参考。
偷偷做亲子鉴定的关键在于保密，但通常做隐私亲子鉴定时，要通过手机号或微信与检测机构联系，使用微信或支付宝付款，还要实名给检测机构邮寄样本。这些操作都将客户的真实身份留在了检测机构、支付平台和快递公司。
但在今天的信息社会中，修理电脑的，缺少职业道德的工作人员，尤其是黑客都很容易造成隐私泄露，尤其是会把客户资料卖给诈骗团伙。
为了做到真正的保密，可以选择“真正隐秘的亲子鉴定”，客户在整个过程中都不需提供可能与身份相关的任何信息：不需要姓名；不需要手机号；不需要微信；不需要支付宝；不需要在邮寄样本时使用真实身份。
也就是说，在整个检测过程中，您从未提供任何与您个人身份相关的信息。只要自己不说，这个世界上没人知道您做过亲子鉴定！这才是真正的保密。
网上搜索“真正隐秘的亲子鉴定”即可获得检测步骤。
苏州做亲子鉴定得多久可以拿到，要多少钱
据江苏省司法厅网站公示，苏州能做亲子鉴定的正规机构只有苏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和苏州市立医院司法鉴定所。网上很多机构声称能做亲子鉴定，建议谨慎选择，以免上当。价格一般3000左右，过高或过低也要当心。一般3-5个工作日拿报告，最快一天也可拿报告，但估计要付些加急费。
父亲,母亲和孩子亲子鉴定结果的格式
头发做亲子鉴定的注意事项?（头发做亲子鉴定）
头发做亲子鉴定的注意事项
能用头发做亲子鉴定吗?用头发做亲子鉴定的原理：
专家告诉我们：头发完全可以做亲子鉴定。头发是做亲子鉴定比较好的检材，特别是秘密DNA亲子鉴定的主要检材之一。细胞核DNA集中在毛根部，所以亲子鉴定需要的是拔下来的、带毛根的头发。剪下来的头发不能用于亲子鉴定;脱落的头发做亲子鉴定不一定能够出结果。但如果检出结果，其结果是准确的。
网友：苏州亲子鉴定报告样本
蚌埠法院网讯 “亲子鉴定”是现今法院在审理婚姻家事案件中，当事人对子女与其亲子关系存在怀疑时，经一方当事人申请，为查明双方是否具有亲子关系而采取的司法鉴定程序。日前，固镇法院任桥法庭审理了一起同居关系子女抚育纠纷案件就因当事人申请而进行了司法“亲子鉴定”。
据悉，李某与田某在苏州打工时相识并同居生活，2015年11月21日生育一女，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因李某和田某感情不和经常因生活琐事发生矛盾，李某便带着女儿回到淮安老家与田某结束同居生活，2019年9月，李某诉至法院要求被告田某支付女儿抚养费每月700元及2016年至2019年独自抚养女儿的费用共两万余元。
在庭审过程中，被告田某否认李某所生女儿是其亲生，故不愿意承担抚养费用，同时申请进行亲子鉴定。法庭休庭后，根据田某的申请委托相关司法鉴定机构对双方进行了亲子鉴定，不久，鉴定意见出来后，显示被告田某系女儿田某某生物学父亲。田某在收到法庭送达的鉴定意见书和传票后，于本案第二次庭审中与原告李某达成调解协议约定每月给付女儿700元抚养费至其年满十八周岁时止。至此，案件才得以解决。
有句名言说：“我们内心的魔鬼将这个世界变成了地狱。”
有这样一对老夫妻，被猜忌蒙蔽双眼后，内心释放的魔鬼将年幼的孙子变成了最无辜的牺牲品。
文 | 朱金平
2016年9月的一天，刘晓菲6岁的儿子乐乐在饭桌上说了一句“泥螺”，这稚嫩的声音让她感到遥远又熟悉。刘晓菲强忍住激动的情绪，小心翼翼地问儿子：“我是谁？”当她清清楚楚地从儿子口中听到“妈妈”两个字时，泪水终于克制不住，倾泻而出。
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孩子的一句话根本算不了什么。但一个原本健康活泼的孩子突然失语后，再次说出这一句“妈妈”，对刘晓菲母子来说，饱含了多少辛酸和委屈。
“心头肉”竟是“心头痛”
刘晓菲是苏州人，2005年与大学校友石沛阳结婚，婚后4年生下了儿子石乐乐。2014年底，石沛阳作为土建工程师前往南非工作。不巧，刘晓菲的父亲在这时中风住院，她一边照顾父母，一边攻读MBA，实在分身乏术，便将乐乐托付给住在徐州老家的公婆照顾。
石沛阳的父亲石庆雄是水利部门的技术人员，母亲周玲是职中教师。两位老人退休后一直在帮石沛阳的弟弟带孙子洋洋，现在有两个孙子承欢膝下，石庆雄夫妇高兴得合不拢嘴。
然而这份开心不久就被打破了。一天，石庆雄带着俩孩子在小区楼下玩，邻居随口说了一句：“人家都说堂兄弟长得像，你这俩孙子长得怎么一点儿都不像呢？”石庆雄也仔细端详起两个孩子，越看越不像，他心里“咯噔”一下，一股血涌上脑子，踉跄地领着俩孙子回了家，把这件事告诉了老伴儿。当初第一眼见到乐乐，他们就觉得他跟儿子长得不像：儿子眼睛大，孙子眼睛小；儿子额头窄，孙子额头宽；儿子手指短粗，孙子长了一双细长的手；儿子皮肤黝黑，孙子白白嫩嫩……乐乐浑身上下都找不到与爸爸相像的地方，和妈妈长得也不像。
邻居的话像一根针插在石庆雄夫妇心头，他们又翻出石沛阳小时候的照片比对，越看越觉得乐乐长得不像儿子。犹豫了几天后，石庆雄终于忍不住提出：“我觉得要到医院做鉴定，把事情搞清楚，总好过现在成天疑神疑鬼。”周玲觉得这样做有些不妥，要是让儿媳知道了，这个家不就闹翻天了嘛。但石庆雄坚持：“是不是一家人还不知道呢，咱们不能做一辈子冤大头，替别人养孩子啊！”最终周玲答应了。
通过一番查询，石庆雄与南京一家亲子鉴定机构取得了联系。工作人员说：“如果孩子的父母不能参与鉴定，可以采取隔代亲子鉴定的方法，可靠率可以达到99.999%。”得到这个答复，2015年4月13日一早，石庆雄便把祖孙俩的几根头发送到了南京。
4月19日上午，石庆雄再次前往南京，尽管已做了思想准备，但拿到了鉴定结果那一刻，他如遭雷击！鉴定报告上清楚地写着：“排除被鉴定人石庆雄、石乐乐直系祖孙关系。”
那一天，他简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家的，拿出这份报告，老两口悲泪长流，痛苦、憎恨一齐涌上心头。石庆雄想立刻给儿子打电话，被老伴儿阻止了，她说：“他人在国外，万一想不开怎么办？再说，他已经跟人家公司签约，现在回国就算违约，会赔偿对方很多钱。”于是，夫妻俩商定，先不告诉石沛阳夫妻，这事有损颜面，对别人也不能声张。
疼爱多年的孙子竟是个“野种”，石庆雄夫妇越想越觉得窝囊。第二天去幼儿园接两个孙子放学，石庆雄看到乐乐就觉得碍眼，牵着洋洋转头就走，乐乐还像往常一样撒娇扑上去抱爷爷大腿，却被他一脚甩到一边。以前，晚饭前石庆雄总要带他们读一会儿童话，这天乐乐问爷爷一个生字，他却吼道：“别插嘴，没教养！看不到我在给弟弟讲故事吗？”
跟乐乐在一起的时候，周玲也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以前乐乐吃鱼时，她会一点点儿把刺挑干净，送到他的嘴里；每天早上给乐乐穿鞋子，她总是先用吹风机把里面吹得干干的。现在，她再也不想这么做了。
面对爷爷奶奶的这些变化，乐乐诧异又委屈。他懵懵懂懂地觉得，只要表现得更乖、更懂事就好了。于是，一天早晨，他特意早早起床，看到奶奶在盛汤，他悄悄走过去，想把汤碗端到桌子上，却被爷爷看到。石庆雄大喊一声：“你又想干什么？”乐乐吓得一抖，汤碗脱手打碎了，还把脚丫烫出了一片水泡。没想到，爷爷非但没心疼地为他处理上药，反而骂了他一通。更让他怎么都想不明白的是，爷爷奶奶对待弟弟洋洋和对待自己完全不同。一次，他和洋洋争一个玩具小船，他好不容易抢到手，却被一旁的爷爷粗暴地夺去递给了洋洋。他觉得不公平，冲到爷爷房间，把一盒烟给扔到了窗外。他的“反抗”进一步惹恼了爷爷，爷爷竟然抓住他的衣领，打了他两个耳光！他无助又愤怒，号啕大哭：“爷爷，你为什么老找我的茬儿？”“为什么？因为你是个野孩子！”爷爷嘟囔道。乐乐不知道“野孩子”是什么意思，但知道那是骂人的话，赖在地上哭得更凶。
乐乐哭过闹过之后，一个人趴在床上睡着了。看着挂在孩子脸上的泪痕，周玲心里有些不安。她也知道不该这么做，孩子是无辜的，甚至有些后悔当初去做那个隔代亲子鉴定。但是，只要一想到乐乐是儿子所受耻辱的证据，她马上又痛彻心扉……
幼童失语，战战兢兢
暑假时，刘晓菲回到徐州看望公婆和乐乐。对这个“不仅背叛儿子，还生下别人孩子”的女人，石庆雄夫妇满心是恨。但他们考虑不能现在就爆发，至少要等儿子回来，所以强颜欢笑，尽量不在刘晓菲面前表现出来什么。
一直粗枝大叶的刘晓菲对公婆的内心变化毫无所知。不过，她很快就发现乐乐有些不大对劲儿。本来很顽皮的孩子，竟然变得那么老实、胆怯，见了她都不敢说话。她买回来一辆玩具坦克车，洋洋玩得不亦乐乎，可他却在一边看着无动于衷。刘晓菲鼓励他说：“乐乐，你带弟弟一起玩儿啊。”乐乐冷漠地转过头。刘晓菲把他拉到身边，发现他竟流了一脸的泪。她以为是自己和丈夫长期离家，儿子见不到他们有怨气，心疼地抱过乐乐，亲着他的脸颊说：“儿子，有爷爷奶奶整天陪你玩、疼爱你，你已经很幸福了呀。”她这么一说，乐乐的眼泪流得更凶了。但这一切，她都没放在心上。假期结束，她又返回苏州上班。
她一走，石庆雄又开始对乐乐施以语言和行为上的“虐待”，而且他恼怒地发现，乐乐从内心开始敌视他了，甚至会模仿大人的口气骂他。为了制服乐乐，石庆雄开始用更强硬的手段对乐乐进行惩罚，有时打手心，有时罚跪、不给饭吃。乐乐也多次反抗，还说要打电话告诉妈妈。石庆雄威胁说：“你要是敢告诉你妈妈，我就拧断你的耳朵！”乐乐吓得不敢吭声。
2015年冬天，乐乐在幼儿园被几个小朋友欺负，老师打电话给爷爷。回来后，爷爷拧着他的耳朵问：“你为什么要打人？”乐乐在爷爷的手上咬了一口，石庆雄一把拖住他的手，把他拽进放杂物的阳台锁了起来，说：“你不用吃饭了，好好给我反省！”徐州的冬季，阳台只有摄氏三四度，乐乐仅穿着家居服。看见乐乐冻得嘴唇发紫，周玲眼里滚下一串泪珠。她不忍心这样对待孩子，也经常为他们的行为感到后悔、自责，但又一想，白白替人养孩子，丈夫撒撒怨气也并不过分。半个多小时后，周玲才把乐乐放回卧室。
乐乐毕竟只是个五六岁的孩子，很快，他就被制服了。渐渐地，他的行为、性格也发生了变化。大人的东西，他不敢动；家里的零食，没有爷爷发话，他不敢吃；他也不和弟弟争东西，而且再也不敢提打电话“告状”的事了。他时刻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有时会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几个小时不出来，性格越发内向、懦弱……
两个星期后，刘晓菲又来看孩子，发现乐乐的状态变得更糟糕了，双眼无神，经常发呆，似乎对什么都不感兴趣，问他话也不回答。刘晓菲以为还是父母不在孩子身边造成的，把孩子的情况告诉了丈夫石沛阳，希望他改变计划，早点儿回国。石沛阳一听也很着急，答应她最迟会在一年内回国。
2016年1月初，乐乐突然不再说话，成了一个“哑巴”。这时，石庆雄夫妇才惊慌起来。乐乐的老师也感到问题蹊跷且严重，特地进行了家访，并建议石庆雄夫妇赶紧通知乐乐的爸爸妈妈，周玲只好硬着头皮打电话通知了儿媳。
刘晓菲惊呆了，连夜赶来徐州，并带着孩子来到徐州二院检查。经测试，在场的两个医生都认为孩子患上重型儿童抑郁症。其中一位医生说：“我估计孩子是受了什么精神刺激。你和家人好好回忆一下，生活中有没有可疑的刺激因素？”
刘晓菲打电话询问婆婆，周玲支吾着说：“医生只是猜测，孩子在这里没有受到什么委屈呀。”刘晓菲找不到答案，在万般不解中把孩子带回了苏州。她请了假，专心陪孩子看病。
时间一天天过去，因为找不到病因，乐乐经多家医院诊治，没有任何效果。周玲从儿媳口里听说后，开始自责不该这样对待无辜的孩子。心病还须心药医，她主张赶紧把实情告诉儿子儿媳，好为孩子看病，至于儿子离不离婚，由他自己拿主意。但此时的石庆雄却担心他们对乐乐的精神伤害已经造成可怕后果，一旦公开，别说是儿媳，就算是儿子也可能无法接受。还有社会舆论，都将狠狠鞭挞他们。
在经过数个不眠之夜后，周玲无法忍受良心的不安，终于下决心拨通了儿子的电话，哭着说明了一切。
真相大白，稚子何辜
石沛阳听后捶胸顿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一遍遍追问母亲：“你们为什么要如此对待一个稚幼的孩子啊！”周玲无言以对，然而更令她想不到的是，儿子居然早就知道孩子与他没有血缘关系……
原来婚后一年，石沛阳夫妻俩因为不生育去做了体检，检查结果是：石沛阳先天染色体异常，不能生育。考虑到颜面，也为了顾及双方父母的感受，他俩悄悄在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做了试管婴儿手术，精子来自志愿者。石庆雄夫妇傻了，知道真相后痛心疾首！
因为担心妻子和孩子，石沛阳当即办手续回到国内。在苏州大学附属医院，看到乐乐的样子，石沛阳只觉得天都塌了。他愧疚地把父母的所为告诉妻子后，刘晓菲气得浑身发抖！她要去质问公公婆婆，石沛阳却恳求道：“他们知道错了，已经快要崩溃了，现在去质问他们，对孩子的病也于事无补啊。”可刘晓菲仍然难抑激愤，这天夜里，石沛阳睡熟后，她带着孩子离开了苏州。
妻儿一夜不知所踪，石沛阳又急又痛！赶到苏州的老人看到儿子如同变了一个人，肠子都悔青了！老两口给儿媳打电话、发短信，她都不回。
2016年3月30日，周玲给儿媳发了一条短信：“我错怪了你，害了乐乐，愿意以任何方式谢罪，请你和乐乐不要离开沛阳，否则，这个家就完了！”看到儿媳依然没有回信，绝望的周玲吞安眠药自杀，好在被石沛阳及时发现，把母亲送往医院洗胃，才抢救过来。他向母亲承诺，一定能找到妻子和儿子，取得妻子的原谅，并治好儿子的病。
其后，石沛阳的弟弟、弟媳都来了，负疚的一家人兵分几路，到处寻找刘晓菲母子。在刘晓菲的父母家里，周玲痛哭流涕地向亲家忏悔。可刘晓菲的父母也不知道女儿的下落……
4月6日，石沛阳终于在南京玄武医院找到了妻子和儿子。他当众跪在妻子面前，说：“我替我的父母向你请罪。晓菲，治病是最大的事情，为了孩子，把一切先放下，好吗？我父母已经真心悔过，愿意向孩子道歉，更愿意用行动把孩子再暖回来……”得知婆婆自杀，刘晓菲的心软了，她问孩子：“爷爷奶奶要向你道歉，也想重新喜欢你，你愿意见他们吗？”乐乐目光有些茫然，摇摇头，又点点头。其实，就在几天前，刘晓菲已经在江苏恒久律师事务所委托了律师，要对虐待孩子的公公婆婆进行起诉，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知道孩子因为大人之间的猜疑无端受到如此严重的虐待，连接案律师也唏嘘不已，并深表同情……
见到赶来的爷爷奶奶，乐乐有些畏惧，总想往后躲。石庆雄老泪纵横：“孩子，爷爷老糊涂了，再也不会那样了，你就原谅爷爷吧。”
在石沛阳的周旋下，善良的刘晓菲原谅了老人。4月10日，她再次来到江苏恒久律师事务所，撤销民事起诉的委托。
为了让孩子尽快康复，一家5口一起住在苏州的家里，共同生活。除了让孩子重新感受到爷爷奶奶和父母的亲情和关爱，石沛阳还给儿子请了一位资深的心理医生，每天进行一对一的心理疏导。
9月2日，周玲给孩子做了他最爱吃的酱爆泥螺。端上桌子后，乐乐“嘿嘿”笑了一下，指着桌子上的菜说：“泥螺！”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一家人都喜极而泣！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乐乐的情况一天天好转。一天，别人都出去了，石庆雄和乐乐祖孙俩在一起，石庆雄说：“你不喜欢闻烟味，爷爷已经把烟给戒了。爷爷要是因此多活几年，还得好好感谢你呢。”看到乐乐居然少有地露出了笑容，石庆雄眼睛湿湿的，继续说：“爷爷再说一声对不起！宝宝你放心，爷爷还能是个好爷爷，奶奶也还能是个好奶奶。”乐乐点点头。从那时起，乐乐对人不再总是心存恐惧，也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现在，他已经能和家人进行基本的交流了。
这个结果是不幸中的万幸。但回想整个经过，仍让人不寒而栗。成人的世界里，有猜忌、顾虑、名誉、声望，但在孩子的世界里，家人就是他的全部。若把孩子当成发泄和报复的对象，那么给孩子带来的，可能是灭顶之灾。（文中所有人名均为化名）
专家点评
兰心
资深心理咨询师
乐乐的康复，给了这场闹剧一个看似圆满的结局，但大人的悔过绝不应该仅仅是“重新对乐乐好”，而是应该从整个家庭关系的角度和人性的角度进行反思。这件事反映出石庆雄夫妇人性中的弱点：他们先是不懂尊重，背着儿媳做“亲子鉴定”，只为自己“心存疑虑”；事发后，他们又很自私地从儿子声誉和事业的角度考虑，隐瞒真相，却对无辜的孩子施以虐待……因为他们缺少对他人基本的体谅，所以根本理解不到自己的行为会对一个稚子造成多大的创伤！石庆雄夫妇应该反思自己对他人生活的侵犯和对别人情感的践踏是多么的不合理，弥补自己人性的弱点，这样才能真正弥补他们对孩子和整个家庭造成的伤害。
➤ 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履责缺位，就要以“初心”的执着、“守心”的标准为民司法，以“我管”促“都管”。“我管”就是依法监督，重在促进职能机关依法履职，助推做实依法“都管”。
➤ 以“我管”促“都管”作为一种能动司法的理念，要求检察人员在法律没有强制性要求的情况下，面对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能够从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站位出发，克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退避思想，遵循法的精神和本质要求，主动担当作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1月17日，在全国检察长（扩大）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张军检察长提出以“我管”促“都管”的理念。司法实践中，一些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法律只有原则规定。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履责缺位，就要以“初心”的执着、“守心”的标准为民司法，以“我管”促“都管”。“我管”就是依法监督，重在促进职能机关依法履职，助推做实依法“都管”。
部分检察人员初听，可能有些不理解甚至有些担心，认为公权力特别是司法权应该秉持“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以“我管”促“都管”是不是在多管闲事？有没有超越职权范围？会不会引起其他机关的反感乃至抗拒？这些困惑和担忧，真实地反映出部分一线检察人员的心理，虽然乍一听似乎有些道理，但仔细思考起来，可以说是误解了以“我管”促“都管”的涵义和内在要求。
以“我管”促“都管”，实际上是检察机关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一种能动履职。在笔者看来，可以从三个“有没有”，理解和把握以“我管”促“都管”的涵义。
一、有没有管的必要？这可以看作是以“我管”促“都管”的情势条件。一般来说，在检察履职中涉及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上，在碰到公共利益或者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法律能力上相对弱势、困难的一方得不到救助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才有“我管”的前提。比如，在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支持起诉类案件中，对诉讼能力偏弱的劳动者提出补办社保登记、补缴社会保险费未果的，经谨慎甄别后，检察机关可以支持其起诉确认劳动关系，为其补办社保登记、补缴社会保险费提供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树立辩证思维和全局观念，系统研究谋划和解决法治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以“我管”促“都管”是检察机关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应有之义。
二、有没有机关在管？这可以看作是以“我管”促“都管”的必要条件。如果上述涉及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有相关机关在依法有序地负责、办理，则不需要检察机关出面去管。因为良好的法治秩序，根本上有赖于各个主体各守本分、各司其职、互不逾越，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检察机关只是参与社会治理的一份子，既不能“大包大揽”，更不能“包打天下”。只有当各司其职的法治秩序被打破，在检察履职中遇到职能缺失、没人管或有人管但种种原因未尽责、不尽职的事情时，检察机关才应当积极履行法律监督机关、办案机关的职能，把没有做好的事做起来、“管”起来。唯有如此，才能通过检察建议等法定方式，及时矫正偏离既有轨道的法律秩序，真正履行好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现实中，在个别机关或部门中，确实有部分人以“法无明文规定”等理由不担当、不作为，懒政、怠政，最终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也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三、有没有权力去管？这可以看作是以“我管”促“都管”的法律条件。有的认为它违反“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既误读了这一理念，也没能很好地理解检察机关的能动属性。一方面，“我管”并非没有法律授权，而是检察机关在法定职权内，是否可以向前“多走一步”；或者法律有原则性的授权，只是缺乏具体详细的要求；或者法律授权的对象并非检察机关这一单一主体，还包括了其他国家机关。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检察机关主动作为并未突破法律规定的界限。另一方面，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要求，检察机关作为“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力量，是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定位就决定了与法院行使的审判权相比，检察权的能动属性更为突出。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代表国家、集体和社会大众的利益，在履职中须积极回应上述主体的利益诉求，如果不积极主动履职则难以实现上述目标。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在开展融入式、沉浸式监督时，更需要主动思维、主动作为，否则监督的质量和效果必将大打折扣。从这个意义上讲，若检察权一味地消极被动，势必会失去检察权设置的初衷与意义。
拉长历史的视野来看，现代检察制度从诞生之初就以“法律守护者”的角色，确保客观的国家法意志落到实处，两百年风雨沧桑，检察初心未曾有变。《意见》明确将我国的检察机关定位为“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司法机关”。在这个意义上，以“我管”促“都管”就是在杜绝和防范“法律空转”，通过唤醒“沉睡”的法律规定、纠正“失范”的法律秩序，将法律上模糊、抽象的权责关系，转化为实践中清晰、具象的治理效能。
具体来说，以“我管”促“都管”作为一种能动司法的理念，要求检察人员在法律没有强制性要求的情况下，面对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能够从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站位出发，克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退避思想，遵循法的精神和本质要求，主动担当作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言及于此，笔者不由得想起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所办理的一起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特殊教育矫治案件。
在2018年至2021年期间，杨某（10周岁至13周岁）先后在苏州工业园区、姑苏区、虎丘区等多地，采用撬锁、砸窗入室等手段，盗窃300余次，涉及金额共计300余万元人民币。因杨某未达刑事责任年龄，公安机关无法对其予以刑事处罚或行政处罚，只能将其一放了之。杨某因不良行为未受到约束，故继续实施盗窃行为，并声称自己熟悉法律、将盗窃至16岁再停手。杨某频繁的盗窃行为，给当地社会治安造成严重影响。公安机关主动联系检察机关，通报该案情况，并寻求解决方案。
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接到通报后，没有就事论事，而是在法律赋权的范围内积极开展工作。一是迅速组成工作专班，对杨某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社会调查。同时，对其开展心理测评和心理疏导，分析是否存在偷窃成瘾的心理问题。通过调查，掌握了杨某及其家庭等的概况。二是向公安机关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其依照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开展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未成年人的矫治教育专项行动，梳理此类人员，并统一开展训诫、定期报告活动情况、责令遵守特定的行为规范，督促履行矫治职责。三是制发《督促监护令》，督促家长履行监管职责。调查中发现，杨某的父亲疏于监护、未履行报告职责，是导致杨某数百次盗窃的重要原因。为实现监护人有效监管，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向杨某的父亲制发《督促监护令》，协同公安机关共同召开对监护人的训诫会，同时通过妇联为杨某的父亲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提升亲职教育能力。四是帮助未成年人落户，送至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在对杨某进行跟踪回访时，监护人表示管教无效。对此，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联合公安机关实地考察省内唯一一所接收外地未成年人的私立专门教育学校，后经多部门会商，决定将杨某送该专门学校进行矫治教育。因杨某系无户籍人员，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建议公安机关为杨某做DNA亲子鉴定，协助杨某办理户籍手续，帮助杨某顺利入校。五是推动辖区“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意见”落地，建立长效机制。以该案办理为契机，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与园区公安、教育、团委、民政等多部门会签《罪错未成年人的分级干预制度实施细则》，确定了罪错分级、干预措施、帮教跟进和责任义务，推动辖区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规范化、制度化。
按照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实施有刑法规定、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属严重不良行为，需依法开展矫治教育。但实践中，由于缺少专业力量和资源等原因，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部分规定实际上成为“沉睡的条款”，有关机关对于因未达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而不能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只好“一放了之”。
回到该案，未成年人杨某数百次盗窃，已对社会治安等造成不良影响，对所在辖区老百姓的生活造成较大困扰，涉及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法律原则内，通过开展上述系列工作，依法主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通过“我管”促“都管”，努力解决涉罪未成年人“一放了之”和“一罚了之”的现实困境，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难题，也以实际行动有效激活了实践中“沉睡的条款”。
当然，能动不是妄动，主动作为也不意味着可以任意妄为。落实好以“我管”促“都管”的理念，还必须恪守应有的原则。概其要者，“我管”时不能脱离检察职能，发挥能动性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检察职权内进行，绝不能擅自突破法律界限，随意乱作为；不能超越权限，要有“最后救济手段”的意识，只有在相关部门依法不履职尽责、人民群众已经难以通过其他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等情况下，才能主动作为，而不能为了求新、求快、求亮，去大包大揽；不能本位主义，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始终从“以人民为中心”的视角来审视、衡量和评估“我管”采取的履职举措，努力以“双赢多赢共赢”的检察智慧促“都管”，真正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到实处，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作者王勇，系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全面主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检察院工作）〕
（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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