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亲子鉴定？什么是亲子鉴定，司法亲子鉴定和个人亲子鉴定怎么做
在说亲子鉴定多少钱之前，先说什么是亲子鉴定，司法亲子鉴定和个人亲子鉴定的作用。每个人都有做亲子鉴定的权利，无需申请，但是首先要明确做亲子鉴定的目的：
1。司法亲子鉴定。
如果是报户口、公证、打官司，那要做司法亲子鉴定，需要鉴定人到场，现场采样、拍照片、工作人员核对核对证件，带上鉴定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司法亲子鉴定的报告才是有法律效力的。
什么是亲子鉴定？什么是亲子鉴定，司法亲子鉴定和个人亲子鉴定?
现在的DNA亲子鉴定是根据遗传学原理，运用现代生物技术，对被鉴定者进行特定DNA片段的提取和检测，并对结果进行相应的计算和分析，从而得出鉴定结论的过程。”这比古代的那些“滴血认清”或者“滴骨认清”要准确的多。现在的亲子鉴定种类用途很多。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隐私鉴定 胎儿鉴定 亲缘鉴定 司法鉴定 落户鉴定 移民鉴定 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建议你选择隐私鉴定，也就是个人隐私亲子鉴定，准确率与司法亲子鉴定完全一致，而且私密性强，可以匿名委托，也可以直接邮寄样本鉴定，但鉴定结果不能作为法律用途。（落户、移民、司、亲源）。如果需要用作法律用途在鉴定的时候需要提备注。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关于基因健康的知识，请关注裕力健康或者在下方评论留言，欢迎点击关注。
亲子鉴定中心做的亲子鉴定怎么样。出来的结果可信么
这是科学的权威机构鉴定准确可靠真实有效。
谁知道这个故事？要详细的内容。
人教社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二年级上册第28课《浅水洼里的小鱼》（第132页至133页）内容如下： 清晨，我来到海边散步。走着走着，我发现在沙滩的浅水洼里，有许多小鱼。它们被困在水洼里，回不了大海了。被困的小鱼，也许有几百条，甚至有几千条。用不了多久，浅水洼里的水就会被沙粒吸干，被太阳蒸干。这些小鱼都会干死。 我继续朝前走着，忽然看见前面有一个小男孩。他走得很慢，不停地在每个水洼前弯下腰去，捡起里面的小鱼，用力地把它们扔回大海。 看了一会儿，我忍不住走过去对小男孩说：“水洼里有成百上千条小鱼，你是捡不完的。” “我知道。”小男孩头也不抬地回答。 “那你为什么还在捡？谁在乎呢？” “这条小鱼在乎！”男孩一边回答，一边捡起一条鱼扔进大海。他不停地捡鱼扔鱼，不停地叨念着：“这条在乎，这条也在乎！还有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
网友：亲子鉴定故事大王
作为一名职业鉴定人，在过去20年里，邓亚军借助DNA技术帮助成千上万个家庭进行亲子鉴定。
这当中，多数的鉴定结果可以顺利证明“我爸是我爸，我妈是我妈”，但仍有小部分“排除结论”会让故事走向“很遗憾，孩子并非你亲生”的无奈结局。
对于邓亚军来说，一纸报告写明的只是一个准确率无限接近100%的结论，可对于当事人来说，亲子鉴定的结果可以影响和决定很多：一对夫妻的感情、一个家庭的未来，以及一个孩子的人生道路。
在所有邓亚军接手的委托中，有90%是男方主动提出的，当亲子鉴定报告最后显示“不支持xx为xx的生物学父亲”时，绝大多数男人会选择离婚、分手，一段感情从此走向消亡。
于是多年来，许多媒体以“婚姻粉碎机”来形容邓亚军的工作，对此她很是反感：“我真的破坏了别人的家庭吗？还是这个家庭本来就有问题？”
在她看来，自己只是那个揭开真相的人。
“被欺骗的人有权知道真相。”
电话铃又一次响起，邓亚军知道来电人是阿红，接起，果不其然。
过去几天，女人已给邓亚军打了几通电话，每一次都情绪激动，时常话还没说几句就哽咽哭泣。
此前阿红带着儿子和婚外情人找到邓亚军进行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孩子确为阿红与情人的骨肉。
对于这样的结果邓亚军并不吃惊，甚至见怪不怪。从业多年，她见过许多更离谱的事：
祖孙三代一同鉴定，最终发现孙子其实是爷爷与儿媳妇生的孩子；
一家四口判定血亲，结果证实外孙竟是外公与自家闺女所生的孩子；
双胞胎姐妹的生父不是同一人，仔细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母亲两天内跟情人、丈夫分别同房，结果恰巧同时受孕……
“乱伦又颠覆”，尽管故事已足够让人“三观尽毁”，可讲述者邓亚军的语气始终平和。“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只看真相”，情绪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那一天邓亚军将结果告诉阿红后，女人在电话里嚎啕大哭，她告诉邓亚军，自己与丈夫结婚多年，感情一直不错，婚外情是因为一时冲动，所以发现怀孕时，她也不确定孩子到底是谁的。
后来孩子一天天长大，长相却越来越不像老公，阿红怕事情败露，便带着情人和儿子做了亲子鉴定，果不其然，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
鉴定结果出来后，阿红不断拨打邓亚军的电话，声泪俱下地央求她制作一份假的报告，“钱不是问题”，只要能骗过丈夫，什么条件都可以谈。
没有犹豫，邓亚军一口回绝了阿红的请求。
一方面是技术原因：“亲子鉴定要求数据和峰图必须一一对应，这些都是自动化鉴定仪器做出来的，别人想做假根本不可能”；
另一方面则源于邓亚军本人的想法——报告作假是严重违背行业职业道德的行为，“这绝对不可能”。
邓亚军（右）
邓亚军的倔强和坚持早有体现。
1996年，24岁的邓亚军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结束了在西安医科大学法医系（现为“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的本科学业，随后便在当地警局成为了一名法医。
邓亚军本科毕业照
在邓亚军的描述里，自己上班的单位周围有成片的玉米地，平日见不到什么人，是常见的“抛尸现场”，差不多隔几天就会有农民跑到警局报案，说自家农田里发现了一具尸体。
彼时邓亚军是警局里唯一一位女法医，“什么案子她都去，只要听见需要现场法医，她拎着工具箱就往案发现场跑”，即使很多年过去了，同事对邓亚军最深的印象仍是如此。
做法医时期的邓亚军（中间，白衣服）
上世纪90年代，社会正处于机遇与动荡共存的时候。
作为一线警务人员，邓亚军经常需要面对大案、要案。抢劫杀人、虐杀碎尸，她看到过许多血腥凶残的现场，“半夜接到通知是常有的事儿”，为了方便工作，她时常选择睡在单位。
当时警局还有一位男法医，第一次在现场看见呈现“巨人观”的尸体就吐了一地，最后还是由邓亚军完成了解剖工作。
邓亚军成为法医时，中国刚开始尝试将DNA检测技术运用于刑事侦查活动，由于种种限制，该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成熟。
1991年，河南省焦作市的一位农民报案，声称自己的妻儿已失踪多日。此后，公安机关展开寻找、侦查，最终在某机井旁的水塘里打捞出了二人的尸体。
法医证实女死者生前曾遭受性侵，并在其体内成功提取到了凶嫌的DNA样本，但因为技术不够成熟，该样本只能确定凶手是一个O型血的男人。
因为线索太少且证据链不够完整，该案始终悬而未决，直到2016年，我国建立并进一步完善DNA数据库，当年的办案民警才在其中寻得线索、找到真凶，而彼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整整25年。
刚入行的邓亚军
同样的无奈也体现在邓亚军的工作里——
在DNA技术尚不成熟的当年，很多高度腐败的尸体很难判断具体身份，尸源无法确定，大量命案侦破工作走入“死胡同”，几乎年年都有无头公案。
如何才能打破僵局？邓亚军想了很久。
在一线当了3年法医后，邓亚军考取了母校西安医科大学的研究生，继续攻读法医学。
2000年夏天，邓亚军又在同学的建议下进入了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初次尝试接触了DNA理论研究。
那时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实际应用中，DNA技术都是一个极为新鲜的“舶来品”，没有人能够预测它的未来和走向，就连邓亚军自己在最初，也只将其视为一次普通的“课题活动”，一切都是碰巧，一切又好似冥冥中注定。
这之后2年，邓亚军获得了博士录取资格并辞去了法医的工作。“我仔细想了一下，念完博士应该也不会回到那里了，因为我已经看过外面的世界了。”她决定不给自己留后路了。
“其实我是法医的叛徒。”
邓亚军做法医时期的现场图片
29岁那年，邓亚军瞒着所有人辞了职，交出警衔那天她想起了大哥邓治国——作为北大数学系的高材生，大哥一直是她的“偶像”。
在拿到博士录取通知书时，她第一时间拨通了大哥的电话：“我只和他说了一句话，‘邓治国不好意思，我现在是博士了’。”
邓亚军
邓亚军念博士的第一年，国内非典疫情暴发。
在完成第一批ELISA试剂盒（一种抗原抗体试剂盒，可以帮助医生非常有效地在疑似病例中甄别出“非典”病人）的研制工作后，为了进一步了解与攻克病毒，“华大”准备培养更多的SARS病毒，为后续研究做准备。
指令下达后，一位病毒专业的博士当天便提出了辞职，另一位数据专家也在留下一封告别邮件后，便再也没有出现过。
眼见着培养病毒一事无法推动，邓亚军和另一位同事主动站了出来。在三次前往疫情重灾区采集“非典”病人血样后，她们走进了实验室，而在此之前，二人对病毒学的了解，甚至都达不到“入门”级别，“没有任何想法，因为那种形势也顾不上多想”。
有些事是一定要完成的。
邓亚军（右）进实验室前
根据生物安全防护规定，培养“非典”病毒的工作，需要全程在P3实验室内完成，而这也就意味着，她与另一位同事，需要穿着三层防护服，在完全密封且负压的室内工作。
（国际上根据实验室的密封程度，将实验室分为BSL-1到BSL-4，p4实验室为全球生物安全最高级别的实验室。）
在这之前，科研人员在同等条件下连续工作的时长最多为8小时，而邓亚军与同事则达到了“平均每天12个小时”，“内分泌严重失调，满脸都在冒痘，碰上生理期我和另一个女同事进去，出来就没例假了”。
“可能学法医的都不怕死吧”，即使过去了很多年，讲起那个风声鹤唳的时候，她的语气里仍有一丝劫后余生的庆幸，“可能也是无知者无畏”。
“非典”疫情过后，邓亚军正式踏入DNA亲子鉴定技术领域，谈起这项她极为向往与热爱的研究事业，她坦言DNA检测技术已经被误解很久了。
时至今日讲起DNA鉴定，外界的第一反应仍是那些八卦的“狗血剧情”，加之各类影视作品不遗余力地渲染与描述，仿佛该项技术存在的意义，就只为了服务婚姻中的危险关系。
“其实不是的”，邓亚军从来不这样认为，“DNA最大的一个运用，是在大型灾难中识别遇难者身份，比如空难、地震、海啸等。”
成熟且专业的DNA检测技术不仅能推测出个体的性别、人种、肤色，甚至还能预测出瞳孔与头发的颜色，和部分相对显著的面部特征。
例如，2004年，国外某地发生了一系列杀人案件，现场目击证人声称嫌疑人是一名白人男子，此后警方以此为方向展开侦查却始终无果，直到法医从现场提取的DNA断定嫌疑人理应是名黑人男子，案件才得以水落石出。
“进行个体识别只有DNA鉴定是最准确可靠的”，换言之：
在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面前，DNA鉴定技术极有可能是亡灵“魂归故里”的唯一方式。
邓亚军参加节目（中间，黑色衣服）
2004年12月26日，印尼苏门答腊附近海域发生了矩震级9.3的海底地震，进而引发了“世界近200多年来死伤最惨重的海啸灾难”——印度洋大海啸。
灾难发生的第二天，邓亚军在电视上看见“灾难已造成上万人死亡，绝大多数遇难者没有随身证件无法识别”的新闻，“当时就想，是不是应该申请参加救援”。
某国印度洋海啸前后卫星图对比
当天晚上，她就向上级主管部门中国科学院生物局递交了申请，2天后就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回应：
海啸之后，泰国灾区留下了大量无法确认身份的遗体，而这其中大多数为前来度假的外国旅客，“那面（指泰国）的人说，非常需要中国救援队前去参与救援”。
得到回复的当天下午6点，邓亚军和其他4名同事就在大使馆的帮助下，办理了护照与签证紧急飞往泰国，“回家就用了15分钟收拾行李，防护服、物证袋、采样工具什么都准备好了。结果因为太着急，所有吃的和洗漱用品全都忘了。”
正式出发前，副所长对即将出发的5人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 ，这种灾难现场可能会引发登格热、疟疾，这些都没关系，因为不会死人，还可以回国治，就怕霍乱，你们要是得了霍乱，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
邓亚军和同事们在出发前就看见了“最坏的结果”。
邓亚军（右一）与同事前往泰国进行国际救援
千里驰援印度洋海啸时，邓亚军刚刚32岁，而同她一起奔赴战场的伙伴，平均年龄还不到26岁。“出发前所有人都不知道能不能平安回来，我还给几个好朋友发了短信，告诉他们我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就是没敢告诉妈妈，当时真的有种‘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感觉”。
12月31日，邓亚军一行人抵达泰国普吉岛，在经历3个小时的车程之后，她们在受灾最严重的攀牙地区，看见了毕生难忘的画面：
“到处是被摧毁的房屋，汽车变成了一堆一堆的废铁；有些地方堆着刚刚发现的尸体；当地的有些村民三五成群，继续寻找失踪的亲人和朋友。”
“在攀牙的两座寺庙里，存放着数千具遇难者尸体。在其中一座寺庙的左侧，就是一排排简易的棺材，触目惊心。这是真正的现场，一排排高度腐败的尸体横在地上，空气中遍布尸臭味……惨不忍睹。”
印度洋海啸现场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邓亚军一行人与国际DVI组织（多国救援人员组成的国际大型灾难遇难者个体识别协作组）展开了遇难者身份识别工作。
过程中，邓亚军与同事首先要给每一具尸体编号、量尸长，之后再寻找与收集遇难者身上的项链、耳环、戒指、衣裤等遗物。
“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亲自做，每次一靠近尸体就会反胃，只能一次次强行将不适感压下去”，后来在接受央视采访时，邓亚军形容当时的场景为：“我可以不夸张地说，你离那五百米，都闻到那股臭气。”
对于高度腐败的尸体，DNA检测几乎是对其进行身份鉴别的唯一手段。
在当时，泰国当地的所有实验室都不具备检测的条件和技术，如此，大量遇难者的DNA由哪个国家来做？谁来承担这笔费用？这成了参加救援的各国人员共同关心的话题，纠结中，邓亚军做出了决定：
“我让同事翻译说，这个东西我们中国能做，所有费用我们承担。”
邓亚军在救援现场拍摄的图片
这之后不久，邓亚军一行人带着首批遇难者DNA样本回到中国，而后便是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在此后近4个月的时间，她们借助技术帮助近2000位遇难者确认身份、找到家人。
此后根据计算，邓亚军团队对于骨骼疑难样本的检测成功率为84.7%，而彼时国际平均水平也不过50%。
后来，那些DNA数据在中泰建交30周年之际成为了两国友谊的特殊信物，当地DVI组织称：“这简直不可思议，中国做得太好了！”
邓亚军参加央视《面对面》专访
完成印度洋海啸国际救援工作后，邓亚军接受了央视《面对面》的采访。观看样片时，她发现编导将那一期的节目取名为“代表中国”，“有些纠结和忐忑”的她找到节目组询问理由，编导说：
“这没什么不合适的，在我们看来，你就是代表了中国。”
在邓亚军的职业生涯里，她几乎不曾感到“力所不及”。科研工作固然艰难辛苦，可终归有规律和方法可循。
然而在踏足DNA亲子鉴定领域之后，她时常感到“无可奈何”与“无能为力”，不是因为“技术”，而是因为那些躲在数据之后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邓亚军接待的第一桩亲子鉴定委托，来自一位怀孕2个月的女人。
对方告诉她，自己因为身体原因结婚10年不孕，不想和情人仅发生了几次关系便“有了”， “她自己都觉得不可能，也不知道孩子到底是谁的”。
由于孕早期的胎儿DNA样本极难提取，且存在影响胎儿正常发育的风险，所以邓亚军便建议女人再等等，可对方仍决定冒一次险。
此后邓亚军尝试了各种办法，始终也没能从女人的血液里成功提取出胎儿的DNA，鉴定无法正常进行。
这之后几天，女人再次找到邓亚军，并极为无奈地说，为了保住婚姻和家庭，她最终还是决定将孩子“拿掉了”。
她不确定自己此生是否还有成为母亲的机会，也不确定这段激情引发的婚外情日后会不会败露，但在那个当下，女人很是确信，她真的很想与丈夫共度余生。
时至今日，邓亚军偶尔还会想起那个女人，想她日后究竟会以怎样的方式和心态面对朝夕相处的爱人，“所以说还能相信爱情吗？我其实更相信欲望”。
自2002年涉足亲子鉴定领域以来，邓亚军在鉴定所的接待室里，听过、见过几万个跌宕起伏的故事。
矛盾、纠结、疑惑、背叛、后悔、仇恨、惊讶……复杂的情绪纠缠在复杂的故事里，最终组合出一组组带有基因“记忆”的DNA片段。
情绪可以隐藏，故事可以隐瞒，可DNA不会骗人，它就是个体的全貌，是人性和欲望的证明。
过去几年，邓亚军成立的鉴定中心平均每年要承接1万例亲子鉴定委托。在这当中，“排除”亲生父子（女）结论大约占据10%~20%，也就是说，在这一万人中，最多有2000个人在为“别人养孩子”。
邓亚军：2万例中有20%的排除概率
在我国刚刚将原来主要由司法系统内部机构操作的DNA鉴定向社会第三方鉴定机构放开时，邓亚军说出的“大约20%的排除率”曾让许多人瞠目结舌，有人借题发挥说她是利用个人隐私赚钱，是破坏他人家庭的“婚姻粉碎机”。
争议最多的那些年，就连邓亚军身边的朋友都会半开玩笑地问她：“今年你又拆散了多少家庭？”。刚入行时她也曾为此纠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便不再想了。
邓亚军自己就有一对双胞胎儿子，因为两个孩子长得完全不一样，“当时就怀疑是不是医院搞错了”。为此，她也曾替儿子和老公做过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兄弟二人是异卵双胞胎，也的的确确是她和老公的骨肉。
问题不是因为亲子鉴定产生的，问题本身就存在。
在所有找到邓亚军进行亲子鉴定的人中，男性占到了90%，“他们一定是这当中的弱势群体，因为母亲一定知道孩子是谁的，但男人就不一定清楚了”。
多年前邓亚军曾接触过一位父亲，因为儿子长相过于清秀，和相貌平平的自己没有半点相似，他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都怀疑孩子并非亲生，为此他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当邓亚军告知其亲子鉴定显示二人系亲生父子时，男人喜极而泣，“他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说以后再也不用吃抗抑郁的药了”。
“人到中年，你别的都不用想，真的不用想太多，只要确定孩子是你的，老婆是你的，你就很幸福了。”
邓亚军：“我只相信鉴定结果”
或许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亲子鉴定在某些人眼中也成了女人是否出轨的检测工具，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邓亚军曾在一对老夫妻的委托下，替一个被引产的7个月大的死胎做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孩子确为儿媳与情人的骨肉。
拿到结果时，老夫妻在鉴定所内对儿媳破口大骂、拳打脚踢，也是在此时邓亚军才得知，自成婚以来儿媳长期遭受婆家人的打压与言语侮辱，婆婆最常说起的一句话就是：“女人不生孩子，那结婚干什么？”
可怜又可悲。
亲子鉴定可以判断血亲，却不能断定人性，“DNA技术的发明是为了判断强奸犯或者致孕者是谁”，它从来不是审判女人的工具，它是为“真相”服务的技术——
之前邓亚军就曾为一名因公殉职的工人进行“遗腹子”鉴定，最终成功帮其遗孀争取到赔偿。
根据相关数据分析显示，近些年选择主动进行亲子鉴定的人正在逐渐增多，于是一些有关“道德伦理的危机”的讨论也由此衍生，对此邓亚军始终持中立态度。
多年来，她见过，在发现养了16年的孩子并非亲生后，仍选择继续亲情的父亲；也见过明明孩子是亲生，却依旧拒绝支付抚养费的父亲；还有女人为办理领养手续，兴冲冲地抱着“老公捡来的孩子”鉴定，结果却发现孩子其实是丈夫的亲生孩子……
有亲情不一定是亲生，是亲生不一定存在亲情。
所以“亲子鉴定”真的和“道德危机”相关吗？任何人都给不出标准答案。
“作为一名鉴定人员，我不是伦理学家，只能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不了伦理问题，那需要人们自己去警惕和反省。”
现如今，邓亚军与同行们也将目光放到了“打拐寻亲”的公益事业上。
几年前一位寻子18年的父亲，拿着一份DNA样本找到了她，无比激动地说自己找到了丢失多年的孩子，请她进行一次亲子鉴定。
在后续的谈话中，那位父亲告诉邓亚军，自己的儿子是在医院离奇失踪的，孩子丢失后，他的老婆因为过分自责，已经精神失常了，如今终于看见希望了。
DNA检测通常需要几天时间，那位父亲便每日都到鉴定所从白天等到夜里。几天后结果出来了，两组样本不存在血亲关系——他找错人了。
“他的眼神一下就涣散了，整个人瞬间就颓了”。即使过去了很多年，邓亚军仍记得那位父亲在得知结果后失望的样子，“他愣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告诉我‘那就继续再找呗’。”
类似的故事太多，以至于邓亚军已习以为常。这些年，她也会想起那些仅有一面之缘的人，和与他们相关的故事。
但想过之后呢？她知道，自己什么也改变不了。
因为真相就在那里。
邓亚军始终忘不了小禾。
差不多10年前，邓亚军受当地公安机关委托，替小禾和在狱中的父亲做亲子鉴定。
小禾的母亲是未婚生子，孩子出生几个月后，母亲便“和别人跑了”，小禾一直与父亲、叔伯生活，因为没有结婚证和准生证，多年来连户口都没上。
孩子一天天长大，村里关于小禾的风言风语也逐渐增多，因不满儿子被说“没娘养”，父亲和别人发生了肢体冲突，最终一个重伤，一个入狱。
眼见到了小禾上学的年纪，父亲便在狱中请求进行一次亲子鉴定，“至少先把户口上了，这样才能让孩子入学”。
考虑到小禾一家的困难，邓亚军只收取了一半的鉴定费用，之后一个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结果出现了：
小禾和小禾父亲的DNA数据并不匹配，两人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有关小禾的故事到此戛然而止，邓亚军说，那是她生平第一次，极为迫切地希望自己是错的。
*文中阿红、小禾皆为化名
部分参考资料：
1、《冷暖人生》DNA亲子鉴定师的故事
2、《闪光少女斯斯》邓亚军专访（上、中、下）
3、《大王小王》邓亚军专访
4、《生活面对面》邓亚军专访
4、《面对面》邓亚军专访
5、邓亚军自传《亲子鉴定秘档》等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节目截图、网络等
“6年的公安现场法医，16年的DNA亲权鉴定，看尽人间冷暖悲欢。”邓亚军近一年半没有更新的微博上，写着这句高度概括她人生经历的签名。
女法医、女博士、“中国第一代DNA鉴定师”，邓亚军身上的小众标签很多，她本人也十分契合大众对这些小众标签的想象：干练的短发、利落的西装，简单的无框眼镜后面，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
本文图均为 中国新闻周刊微信公众号 图
“纵横”人性考场十余年，她是最公正的判卷老师。十几万张DNA鉴定报告“卷子”发下去，很多人拿到“不及格”。
她安慰、记录，却从不为任何一人改分。即便那些人和家庭就此情感撕裂，人生崩盘，她也没有丝毫动摇。
面对着那些高喊“你们正在撕碎理想和未来”的路人，邓亚军决定告诉他们真相——
亲子鉴定这场“考试”只有一道选择题，两个选项，是与不是，自愿报考。
“婚姻粉碎机”
“我们要做加急。”
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内，一个外地男人语气平静地提出需求。在他身边的是扎着马尾辫儿、同样平静的妻子，还有他们一脸懵懂的孩子。
作为该鉴定所所长邓亚军的助理，赵佳悦了解这位客户的情况：之前带孩子做过一次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并非亲生，这次带上妻子一起，是为了再次确认，也是让“死不承认”的对方现场见证。
普通的亲子鉴定出结果需3个工作日，加急只需5小时，因此，赵佳悦很快又见到了这一家三口。只是和依然平静的丈夫不同，妻子捂着脸站在一旁，马尾辫儿被扎得乱糟糟，像是挨了打。
鉴定结果仍为“不支持”。
不发一言的妻子拿着报告离开了鉴定所，赵佳悦跟了出去。站在高处，她看见她出门后点了一支烟，边哭边扶着栏杆下楼，脚步异常飘忽，“高跟鞋在走廊趿拉、趿拉地响，下三层楼恨不得用了十分钟”。
喜欢故事的赵佳悦是一名优质的观察者。在她的印象中，大部分客户都像这位妻子一样，在鉴定所时平静如常，出门后开始崩溃痛哭。当然也有特殊案例：当场动手的、拿到否定结果“啪”把孩子扔到一边的……只是这位所长助理见到的，远不如所长邓亚军报告里的多。
有十多年DNA亲子鉴定经验、做过的鉴定有十几万例，邓亚军早已对婚姻的破碎见怪不怪。面对来猎奇的网友和媒体，她可以讲出各种令人惊掉下巴的故事。结尾时，她习惯淡定地补上一句“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遇不到”。
邓亚军和很多同行都会坚持记录这些故事。可当故事传播开来，“热心”网友的视线也开始转移。
很快，与亲子鉴定有关的一切都被贴上标签。
千百句的谎言只一纸报告就能拆穿，数十年的夫妻出了门就能一拍两散，有如此“神力”的亲子鉴定机构被网友称为“继产科手术室门外后的又一人性鉴别地”。在这里，亲子鉴定技术“只是证明了夫妻相互之间的不信任”，邓亚军等DNA亲子鉴定师又名“婚姻粉碎机”。
邓亚军不认同这个称号。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她神色自若，目光因为高挑的眉毛更显坚定：“后果不是我们造成的，我们只是用技术把结果公开化而已。我们没有错，鉴定机构也没错，错的谁知道是谁呢？反正不是我们。”
“这不是乱伦么？”
邓亚军所坚持的观点与思路，与她的职业生涯一脉相承。
1996年，邓亚军从西安交通大学法医系毕业。虽然当年选法医专业只是听了哥哥“公检法铁饭碗”的安排，但面对法医和临床医生两个就业方向时，邓亚军还是果断选择了前者，成为那个年代非常少见的女法医。
在她的思路中，临床医生有很多问题无法解决、很多环节不能参与，但法医要做的事非常确定，确定死亡时间、确定致伤方式、复原死亡过程，三项工作，清晰明确。
所以，即便有时邓亚军参与的案子无法破获，只要知道自己判断的死亡时间、致伤方式和回溯的作案过程都和真实现场一样，她就会觉得工作非常圆满，“我的作用完全起到了，成就感爆棚”。
她向来喜欢这种确定性带来的成就感。
毕业九年后，邓亚军在西安交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因为此前为了攻读博士辞职，邓亚军不得不再次面临职业选择。第三方鉴定机构里的法医临床、法医病理、法医物证鉴定……她思虑再三，最终选择了法医物证鉴定中的DNA亲子鉴定。
与上次一样，她的首要理由依然是确定性：“法医临床和病理太需要主观的东西在里面，在第三方鉴定机构里，不如实验室一是一、二是二来得好。”
邓亚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是国内DNA亲子鉴定技术发展的关键年份。讲到此处，她像大学老师授课一般把这项技术的整个发展历程进行了复盘。STR、触摸DNA……即便科普过无数遍，她的耐心和兴奋程度也没有打折。
总之就是在那一年，亲子鉴定技术从公安机关走进了社会，邓亚军也从命案现场走进了DNA实验室。老照片里，那时的邓亚军留着长发，穿着长裙，与现在完全不是一个风格。
入行的前两年，邓亚军一度感觉三观被颠覆。农村的老人带着儿子儿媳来给孙子做亲子鉴定，因为儿子儿媳都有智力缺陷，孙子却是个正常人。邓亚军本觉得这个理由有些牵强，可做完鉴定，结果显示孙子真的是公公和儿媳的孩子。
赵佳悦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和当时的邓亚军一样大惊失色。然而此时此刻，她也已和邓亚军一样司空见惯：“这种案例挺常见的，没什么新奇。”
从种马名犬覆盖到牛羊肉片
比起新奇，邓亚军更喜欢有挑战的案子。
曾有一次，浙江省慈溪法院的法官委托邓亚军做一次“豪门”亲子鉴定。案件很简单：当地农村一位“鳏寡老头”去世，留下了150万元存款和一栋二层小楼。谁知这笔当年的“巨额遗产”被老人的两个妹妹和几个外甥分掉后，从乡下突然冒出一个三十岁的中年女人，说是老人的女儿，也要分遗产。
法院希望邓亚军鉴定女人与老人的亲子关系，她一口应下。
但棘手的部分是，老人的尸体已经被妹妹火化，无从取证。无奈之下，邓亚军只好给女人和老人的妹妹做了亲缘关系鉴定，并沮丧地交给法官一个不确定结论。“根据遗传学，姑侄关系是无法完全确认的，技术受限，这件事只能靠法官走访了。”她仍有遗憾。
这种无法带来成就感的不确定结论，正是“技术控”邓亚军工作的最大压力源。
DNA亲子鉴定领域有多少难题悬而未决？谁也无法给出准确答案。
事实上，DNA亲子鉴定的客户类型很广泛，怀疑妻子出轨的丈夫们只是冰山一角。经常拿出陈年旧案委托的公安机关、怀着孕想知道孩子父亲是谁的年轻女孩、需要补办出生医学证明的二胎、改落户信息的“北上广预备役”、甚至还有猫狗牛羊的主人，都是行业的难题制造者。
要解决这些客户的问题，就必须在追踪到新技术时立刻实践——实验室里埋头十几年，这条解压秘诀邓亚军屡试不爽。
在最不熟悉的哺乳动物亲子鉴定领域，她曾带领团队“从牛做起”。“之前有先进的技术，但只能鉴定母牛和小牛的亲子关系。我们通过设计牛的STR，完成了公牛和小牛的亲子鉴定。”
打开动物类的口子后，邓亚军的团队收到了千奇百怪的鉴定需求，鉴定对象从种马名犬覆盖到牛羊肉片。“最离奇的是，陕西省的交警曾来鉴定一只被车轧死的兔子，他们排查出两辆嫌疑车辆，让我们通过车上沾的兔子肌肉组织确定肇事者。”如今说起这件案子，邓亚军依旧兴趣盎然。
可当被问及“还对哪些离奇的案例印象深刻”时，邓亚军语气中的轻松消失不见。
“亲生闺女和亲爹生孩子，太违反人伦了。”邓亚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自己从业以来最不能接受的案子。一想到那几个人居然还因为谁出孩子的抚养费对簿公堂，她就感到崩溃。
最先进的技术，鉴定出来的居然是最不堪的结果。
希望
其实邓亚军一直很清楚，那些自己无法控制的“情绪”，早就随着思想开始生根发芽了。
她把故事的时间线推向爆发之前——
有位丈夫和妻子个子都不高，儿子长得高被邻居拿来开几次玩笑，丈夫就走了心，带着孩子来鉴定；有位丈夫和好朋友过年喝酒，朋友酒醉说一句“你儿子是我的”，丈夫揍了朋友一顿，却还是因为心里别扭来做鉴定。
几句打趣，就能埋下怀疑的种子。而生命力顽强的种子，一篇报告完全拦不住。
曾有一位穿着体面的老绅士来做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孩子是他的亲生骨肉。面对这个好结果，老人翻了脸：“我没有生育能力，怎么会有孩子！”
“他去上海、南京、浙江的亲子鉴定所，结果都和我们一样”，邓亚军说：“可他还是不信，说我们机构间彼此认识，我们有可能串通结果。”
可她还是做不到冷眼旁观。
几年前，在湖北卫视的真情帮扶类节目《大王小王》中，邓亚军帮助草根明星山楂妹寻母，当在场所有人都坚信台上的老妇就是山楂妹的母亲时，邓亚军给出了“不支持”的鉴定结果。
节目现场哭成一片，一向情绪稳定的邓亚军也推开眼镜抹起泪来。
经这一电视节目寻亲的人中，很多人最后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家人。在邓亚军看来，这是一种遗憾，但她同时抱有希望，“我总觉得他们还有希望”。
赵佳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邓亚军在生活中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跑马拉松、上电视节目，带着员工玩，是乐观主义。邓亚军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包括在工作上。
那些为自己埋下悲剧种子的人，她还能列出无数个典型。但她依然相信爱情、亲情，相信思想的进步，因为她从不把亲子鉴定当做传递信念的介质。
自入行以来，亲子鉴定于她而言，始终是技术工作、科学研究。即便要下一个感性的定义，她也没有用“人性炼狱”这样的字眼。
人性是人的事。
亲子鉴定只不过是“让你更加客观、更加平等地去看待人的感情。
（原标题《中国第一代DNA女鉴定师：千百谎言一纸报告就能拆穿》）
栏目主编：顾万全 文字编辑：李林蔚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笪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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