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靖难之役”后，正统问题始终困扰着明成祖朱棣君臣。本文作者梳理了朱棣及其授意编修的官方史书在天命、道德、圣意三方面关于永乐政权正统性的论述，认为肯定永乐政权合法性、否定建文帝皇统与明太祖遗意及嫡长子继承制度间存在深刻的内在矛盾。明后世官方及民间社会，在试图恢复建文帝正统地位与维护朱棣政权合法性间，长期陷入纠结之中。明中期以后，部分史家提出建文“逊国”说，这化解了建文帝与朱棣正统地位非此即彼的对立模式，在承认建文帝正统前提下，亦肯定了朱棣取得皇位的合法性，从而为明王朝内部权力更替实现了程序正义的诠释。
政权的合法性是其存在的基础。自古及今，每一个政权都会极力证明其来源与存在的合法性。在中国古代，由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所谓的政权合法性就表现为正统性。明成祖朱棣是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在法理上并无继位资格，他以武力夺取政权后，极力否定建文帝朱允炆的皇统，为其所谓的“靖难”和皇位继承寻求合法性论述。
中国古代每一个政权关于正统性的论述，虽然总的目的一致，但在具体论述上又不尽相同。由于明成祖与建文帝为叔侄关系，明成祖是从侄儿而非异姓手中夺取政权的，因此，有关正统性的论述独具特色。明成祖朱棣与其授意下修纂的官方史书，主要从天命、道德、圣意三个方面论述正统性问题。这三个方面中，圣意——程序的合法性，是皇位合法性最关键、最本质的体现。永乐朝官方在这三个方面、尤其是有关圣意的论述中，存在深刻的内在矛盾：为维护朱棣所谓“靖难”的正当性与皇统的合法性，极力否定建文帝的正统地位，但这既违背历史事实，又会诬及明太祖和威胁明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因此，明后世官方及民间社会，在试图恢复建文帝正统地位与维护朱棣政权合法性的两难抉择之间，长期陷入矛盾纠结之中。明中期后，部分史家从历史传说中吸取政治智慧，以类似于禅让的解说将殊死的皇位争夺美化为传贤的自愿选择，提出了建文“逊国”说。“逊国”说的提出，化解了有关建文帝与朱棣正统地位非此即彼的对立认知模式，在承认建文帝正统地位的前提下，亦肯定了朱棣取得皇位的合法性，从而为明王朝内部权力的更替实现了程序正义的诠释。
真命天子——天意的体现
在中国古代社会，君权神授是被人们普遍认同的政权合法性的理论基础。人们视天为至高无上的神，认为帝王的权力来源于上天，并秉承天意治理天下。作为接受天命的表现，天子自生下来就有许多瑞征；而如失去天命，则会有许多凶兆显现。朱棣在起兵过程中及夺取帝位后，其本人与御用文人编造各种灵异现象，说明朱棣获得上天青睐，而建文帝朱允炆则因失德乱政而被上天抛弃，以此解释皇位嬗替的正当性。
传统观点认为，凡是伟大人物在其出生时必有不同于常人之异象。永乐初，在朱棣授意下编纂的《奉天靖难记》，就给朱棣镀上了一层“受命于天”的金色光环，声称“今上皇帝初生，云气满室，光彩五色，照映宫闼，连日不散。”永乐十六年纂成的《明太祖实录》又谓“今上初生，有云龙之祥，后甚异之。”“云气满室”“云龙之祥”，这些天生祥瑞是贵为天子者出生时的标志。
官方史书还从其他方面编造朱棣具有天命的异象。从相学上，以“善相者”之言，称朱棣天生具备帝王之相，“有善相者见上，私谓人曰：‘龙颜天表，凤资日章，重瞳隆准，真太平天子也。’”“龙颜天表”“重瞳隆准”乃为帝王之奇贵品相。传统望气术认为，天子所在之处，将会显现瑞气，故官书借交好于懿文皇太子的大将蓝玉之口称“臣窃闻望气者言，燕地有天子气。”以趋炎附势于政治对手的大臣的陷害之词反衬朱棣确实天命在身。官书还借具有特殊身份的道士，造作谶言，称“初，允炆起兵时，有道士谣于途曰：‘莫逐燕，逐燕日髙飞，高飞上帝畿。’已忽不见，人不知其所谓。至是上即位，方知其言验云”。以“燕子”喻燕王，以“髙飞上帝畿”隐喻朱棣将要入主皇宫的辉煌人生结局。官书大肆记载此类奇异之象及政治谶言，其目的在于说明朱棣之得位乃天命所定。
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喜用“奉天”一词来合理化其代元行为，朱棣深得其精髓。他不仅将反叛朝廷的行为称为“奉行天讨”，且在取得胜利后所封赏的功臣勋号前均加“奉天”二字，官方修纂的史书亦名为《奉天靖难记》，特别注意记录显示天意的各种神迹，如称朱棣宣布起兵后，“俄阴晦，咫尺不相见。少焉，东方云开，露青天，仅尺许，有光烛地，洞彻上下，将士皆喜，以为上诚心感格也”。朱棣大军与李景隆率领的官军战于白河，虽已至冬，河水流凘，兵不得渡，“上默祷曰：‘天若助吾，河冰即合。’是夜起营，次，报至曰：‘河冰已合。’于是挥师毕渡。诸将进贺曰：‘昔光武中兴汉室，滹沱河冰合。今殿下剪除奸雄，以安社稷，亦复如是，天之相助，同符千载。’上曰：‘命之兴废，岂人所知？惟听于天尔。’”以举兵之故祭告天地时，“有神爵五色飞驻旗杆之首，祭毕，由西北而去。诸将来言，上曰：‘此神灵告我所向也，必有大捷。’”凡如此类，无非欲借以说明朱棣感格于天，得天之助罢了。除天意外，朱棣还经常宣称得到祖宗之灵的佑护，并将天地与祖宗之灵并提，如在举兵不久获得几次胜利后，大犒师，谕将士曰：“自举义以来，荷天地眷佑，皇考在天之灵，以保予躬。亦尔有众用命，同心一德，故获累胜。”朝廷被迫将主持削藩的齐泰、黄子澄窜逐后，他又上书将获胜原因归结为：“上荷天地祖宗神明冥加祐护，凡战必胜，实非善用兵也。”占领泗州后，朱棣晋谒祖陵，涕泣曰：“荷祖宗神灵，相佑予躬，今日得拜陵下。”在夺取帝位后，朱棣更是一而再地强调天地祖宗之灵的庇佑，如《即位诏》称“朕荷天地祖宗之灵，战胜攻克。”《封赏功臣制》谓“赖天地祖宗之灵，遂平内乱。”《册立皇后诏》云：“朕荷天地神灵祖宗敷佑，继承大统，华夏肃清。”《谕功臣敕》曰：“朕荷天地祖宗之灵，继承大统。”将“靖难”与皇位继承看成天地祖宗之灵的佑护，这成为永乐朝官方确立朱棣正统地位的主要论述之一。
相反，永乐朝官方将建文帝描述成因失德而遭受天命抛弃之人。朱棣即位诏，称建文帝“天变于上而不畏，地震于下而不惧。灾延承天而文其过，飞蝗蔽天而不修德”。以此确立了明官方关于建文帝因失德而遭受天谴的论述原则。稍后，朱棣敕谕天下文武群臣、军民人等，更将建文帝所谓“乱政”所致天谴报应具体化：“上天怒其无道，灾于承天门，灾于乙字库、灾于锦衣卫，飞蝗蔽天”，“将欲成造炮架，雷火烧其木植；将欲练习水战，雷震其大将之舡；将欲守城，雷雨震陷其城，屡修屡陷，数十余次。钦天监奏天象大变，占云：国失山河”。后来官方修纂的《奉天靖难记》，完全遵从朱棣所定的调子，进一步编造了不少建文帝遭受天谴的具体事例：
自是灾异叠见，恬不自省。夜宴张灯荧煌，忽不见人。寝宫初成，见男子提一人头，血气模糊，直入宫内，随索之，寂无所有。狐狸满室，变怪万状，遍置鹰犬，亦不能止。他如日赤无光，星辰无度，彗扫军门，荧惑守心犯斗，飞蝗蔽天，山崩地震，水旱疫疠，连年不息，锦衣卫火，武库自焚，文华殿毁，承天门灾，虽变异多端，而酗乐自如。
天人感应思想认为天象与人事行为之间存在某种神秘的联系，“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官方史书攻击建文帝失德乱政，无视上天的警告，不用心体会天心之仁爱，而终被上天所抛弃。这样就将建文帝的失位归结为天意，是天厌之、天亡之。
圣王——道德价值的承载
中国传统政治推崇天命，但又认为“天命靡常”“唯德是依”，“德”被视为能否获得天命的依据。君王应成为社会道德的模范，“内而成圣，外而成王”，圣王合一。永乐时官方史书依据传统儒家关于“圣王”的论述，着力塑造朱棣的完美形象，而对于建文帝则是竭力贬损，将其描绘为有甚于桀封、幽厉的昏暴之君，试图从道德价值层面证明朱棣取代建文帝的必要性。
官方史书将朱棣描述成为具有正直仁慈品格与卓越才能的领袖人物。他天性聪颖，勤于学问，“书一览辄记。六经群史，诸子百家，天文地志，无不该贯。日延名儒，讲论理致，自旦达暮不休”。他文武才略，卓越古今，“暇则阅武骑射，便捷如神，虽老将自以为不及。每料敌制胜，明见千里，赏罚号令，不爽而信。用是威震戎狄，虏人帖服，不敢近塞”。他亲民爱人，体恤民情，“每出亲访民间疾苦，抚循百姓，无男女老少皆爱戴焉”“谦虚处己，宽仁爱人，意豁如也。任贤使能，各尽其才，英贤之士，乐于为用”。他深具人君之度与治国之才，“度量恢廓，规模宏远矣。修明文物，力行节俭，故国内无事，上下咸和，年谷累丰，商旅野宿，道不拾遗，人无争讼”。这些描述树立了朱棣德性优异、气度豁达、才能卓越的圣王形象。
朱棣推翻建文政权，要证明其取而代之的合理性，亦应取消建文帝道义上的正当性。朱棣在起兵之初将抨击的对象主要限定于所谓的“奸臣”，而在夺取政权后，就将攻击的主要矛头转向了建文帝，即位诏称“侄允炆以幼冲之姿，嗣守大业，秉心不孝，改更成宪，戕害诸王，放黜师保，崇信奸回，大兴土木”。稍后他所发布的敕谕，不再满足于笼统地将建文帝定性为昏君的做法，而是不惜以皇帝之尊，亲自编造有关建文帝的各种具体恶事。
不幸太祖宾天，建文嗣位，荒迷酒色，不近忠良，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为禽兽之行，信任奸臣黄子澄、王叔英、齐泰等，改更祖宗法度。当太祖不豫，不报各王，不一日而敛，七日即葬。初崩之时，将鬼见愁、硫黄、雄黄调水，遍洒满殿，使秽气触忤梓宫。及至发引，仗剑在后，谓人曰：“我仗此剑，不畏强鬼。”矫称不许诸王会葬，如此诡秘，事皆可疑。居丧未及一月，便差内官往福建、两浙选取女子。将后宫拆毁，掘地二丈，大兴土木之工，军民不得聊生。溺于佛教，印经饰像，礼忏饭僧，靡费巨万。甚至改去公主名号，舍与道姑为徒。尼媪出入宫闱，秽德丑露，渎乱人伦，灭绝天理。又将父皇母后御容尽行烧毁……又将吕太后之父吕本灵位与太祖皇帝同祀于西宫。
其后，朱棣又数次借发布诏谕的机会，对建文帝致以声讨之罪，“间者，建文不君，信任奸回。妄兴师旅，加之中土。异端之费，流毒无厌”，“允炆无道，不孝不君，不耻不仁，不畏不义，灭绝天理，败坏人伦”，“朕长兄懿文皇太子降年弗永，胤子允炆幼冲嗣位，昏愚自暴，颠覆旧章，崇信奸回，举兵攻朕，必欲咸刘，俾无噍类，天下荡然，社稷几坠”，“允炆罪恶贯盈”。由此可见，后来明代官方史书极力抹黑建文帝，肆意歪曲历史，朱棣乃为始作俑者和幕后推手。
朱棣所颁布的系列诏令，从不孝、荒淫、倚信奸臣、更改祖制、戕害诸王等方面对建文帝进行攻击，这不仅为官方史书歪曲建文帝形象定下了基调，且其内容多半为官方史书所继承，如称允炆不孝：
允炆矫遗诏嗣位，忘哀作乐，用巫觋以桃茢祓除宫禁，以硫黄水遍洒殿壁，烧诸秽物以辟鬼神。梓宫发引，与弟允熥各仗剑立宫门，指斥梓宫曰：“今复能言否？复能督责我否？”言讫皆笑，略无戚容。
时诸王坐废，允炆日益骄纵，焚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御容，拆毁后宫，掘地五尺。
官方史书所诬建文帝不守孝道的主要论述基本上没有超越朱棣诏谕所言，而官方史书对建文帝所谓荒淫生活的描绘，却在遵循朱棣所述之外，另外增加了一些特别低级下流的内容：
大兴土木，怨嗟盈路，淫佚放恣，靡所不为。遣宦者四出，选择女子，充满后宫，通夕饮食，剧戏歌舞，嬖幸者任其所需，谓羊不肥美，辄杀数羊以厌一妇之欲。又作奇技淫巧，媚悦妇人，穷奢极侈，暴殄天物，甚至亵衣皆饰以珠玉锦绣。各王府宫人有色者，皆选留与通。常服淫药，药燥性发，血气狂乱，御数老妇不足，更缚牡羊母猪与交。荒耽酒色，昼夜无度，及临朝，精神昏暗，俯首凭案，唯唯数事而已。宫中起大觉殿，于内置轮藏。出公主与尼为徒，敬礼桑门，狎侮宗庙。尝置一女子于盒以为戏，谓为时物，舁入奉先殿荐新，盒开聚观，大笑而散。
官方史书诬建文帝生活淫乱，竟至于“御数老妇不足，更缚牡羊母猪与交”，所造谣言实在太过下流无耻，这是官方史书诬毁建文帝超过朱棣诏令的地方。官方史书还将建文帝描绘为毫无治国理政能力、优柔寡断之人，因受奸宦唆使而作恶多端。他不仅“政事一委权奸”，还“倚信阉竖，与决大事，凡进退大臣，参掌兵马，皆得专之。陵辱衣冠，毒虐良善，御史皆被棰挞。纪纲坏乱，构成大祸”。
朱棣及其御用文人，肆意编造事实，不遗余力地抹黑建文帝，大肆败坏其人格形象，诬陷建文帝之失德甚至超过了历史上最著名的桀纣、幽厉等昏暴之君，试图以此表明建文帝已不具备人君之德，他的失位乃因失德所致，进而从传统道德层面消解其皇位的合法性。
圣意——明太祖意愿的实现
从天意和道德两方面进行正统论述，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毕竟是比较虚幻的理由。天命，可以是既得位者的美妙说辞；而道德，也可以是“窃国者侯”的遮羞布。任何得大位者，都可以轻松地为自己罩上这美丽的光环。对于一个非开国的继位之君来说，圣意——程序的合法，才是皇位合法性最关键、最实质的体现。而这一条，编造起来恰恰是最难的。
古人具备深刻的嫡庶观念。明太祖以复兴汉官礼仪为己任，建立了严格的嫡长子（孙）继承制度。关于朱棣是否嫡出学界存在不同意见，姑且不论嫡庶，历史上是很少有人念念不忘将之挂于嘴上的，而朱棣却不厌其烦地言必称“嫡子”，《即位诏》云：“朕惟高皇帝嫡子”，“诸王大臣谓朕太祖之嫡子”；《申谕臣民敕》谓“朕以高皇帝嫡子，奉藩于燕。”永乐时官方将朱棣宣称的“嫡子”身份正式编人了皇室家谱中。永乐初修本《天潢玉牒》，宣称“后亲子二人，今上及周王也”。“（高皇帝）皇子二十四人，第四子今上、第五子周王，髙后所生也。长懿文太子、第二子秦愍王、第三子晋恭王，诸母所生也。”为提高朱棣的身份，官方史书竟然把懿文太子连带秦、晋二王都排除在髙后亲子之列，这实在太不合情理了。懿文皇太子是明太祖亲自册立的皇位继承人，任储君二十五年，且薨于洪武年间，乃天下人所共知的事实，而官方史书公然否定懿文太子的嫡子身份，这不仅是对皇太子朱标的诋毁，更有厚诬太祖自坏法度册立庶子之嫌，也与后来朱棣自己立嫡长的做法不相符合，所以，稍后再修的《天潢玉牒》只得放弃高后“二子”说，而改持“五子”说，称“后亲子五人，东宫、秦王、晋王、今上及周王也”。“太祖皇子二十四人。长懿文太子、第二子秦愍王、第三子晋恭王、第四子今上、第五子周王，髙后所生也”。自此以后，高后“五子”说便成为明代官方的正式说法。《奉天靖难记》开宗明义即曰：“今上皇帝，太祖高皇帝第四子也。母孝慈髙皇后，生五子，长懿文皇太子，次秦王，次晋王，次今上皇帝，次周王也。”永乐时三修本《明太祖实录》亦云：“皇后生皇子五人，长曰标，懿文太子；次樉，封秦王；次㭎，封晋王；次今上；次橚，封周王。”永乐朝官方再三强调朱棣所谓“嫡子”身份，其意在于说明在懿文太子、秦、晋二王相继辞世及建文帝焚死之后，朱棣依伦序当立，因为“惟照《皇明祖训》，朝无皇子，始由嫡子继承”，这是为朱棣夺取皇位的行为编造合法性依据，朱棣多次宣称太祖生前有传位于他的意愿，“乃以懿文太子薨逝之时，皇考欲立朕为嗣”，“后懿文太子薨，高皇帝以朕堪属大事，欲正位东宫，永固基本”。官方史书承其旨意，将太祖欲传位于朱棣的意图编造成为一个有始有终、情节完备的完整事件。因其出生时有异象，“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心异之，独钟爱焉”。就藩北平后，因屡立边功，多次受到高皇帝称赞，谓：“清沙漠者，燕王也，朕无北顾之忧矣。”太祖因懿文太子“所为多失道”，生废立之心，语高后曰：“诸子无如燕王最仁孝，且有文武才，能抚国家，吾所属意。”懿文太子薨后，太祖更明确地表示欲立朱棣为太子，“一日，召侍臣密语之曰：‘太子薨，诸孙少不更事，主器必得人，朕欲建燕王为储贰，以承天下之重，庶几宗社有所托矣。’学士刘三吾曰：‘立燕王，置秦、晋二王于何地？且皇孙年已长，可立以继承。’太祖遂默然。是夜，焚香祝于天曰：‘后嗣相承，国祚延永，惟听于天尔。’后立允炆为皇太孙”。虽因刘三吾的阻扰，太祖勉强立允炆为嗣，但仍然钟意于四子朱棣，“先是，太祖病，遣中使召上还京，至淮安，允炆与齐泰等谋，矫诏令上归国，太祖不之知。至是病革，问左右曰：‘第四子来未？’无敢应者，凡三问，言不及他，逾时遂崩”。依上所言，太祖于临终前召见燕王，而允炆等“矫诏”令燕王归国，这其中暗含太祖本欲传位于朱棣、允炆等使用诡计夺取帝位之意。
朱棣还以太祖遗训的继承者自居。他打着“遵祖制，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即位后，立即废除建文帝的各项改革措施，全面恢复洪武旧制，宣称“恪守成宪，凡皇考法制为所更改者，悉复其旧”。并告诫文武大臣：“持尔廉平，秉尔正直，励尔公勤，扩尔忠恕，共守皇考成宪”。建文时出于慕古而实行的改名，如改谨身殿为正心殿、午门为端门、端门为应门等，“至是，首命撤之，悉复其旧云”；建文时提高文臣品级、减轻江南重赋等具有重要意义的新政，永乐时也完全“复其旧”。朱棣试图以恢复旧制、维护《祖训》的行为，作为其发动“靖难”战争与皇位继承的合法依据。
尽管永乐朝官方竭力丑化、贬低建文帝的道德人格，但这只是给建文帝烙上了荒暴之君的印象，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建文帝的皇统，那么，朱棣不但会面临夺取侄儿皇位的礼制尴尬，而且终究难以逃脱“篡位”的嫌疑。因此朱棣及其御用文臣，不惜制造谎言，设法将“僭位”的罪名安在了建文帝的身上。首先，朱棣声称“不幸高皇帝宾天，允炆矫遗诏即位”。稍后史臣修纂《奉天靖难记》时，惟朱棣马首是瞻，也称“允炆矫遗诏嗣位。”这是要从根本上推翻建文帝皇统的合法性。按此逻辑衍伸，官书进一步采用春秋笔法，从法理上全面地否定建文帝的正统地位。
首先，不使用“建文”纪年，人为地将建文时期视为洪武时代的延伸。朱棣即位诏宣布：“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其改明年为永乐元年。”朱元璋共在位三十一年，“洪武三十五年”是子虚乌有的。朱棣以并不存在的“洪武三十五年”取代建文四年，其目的在于宣示他继承的是太祖的皇位，接的是太祖之统，而洗白其篡位之嫌。朱棣一再声称“今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百姓者，太祖之赤子也”。“天下者，父皇之天下；军民官员，皆父皇之赤子”。这是欲以对太祖的尊崇掩盖建文帝曾经统有天下、他之皇位乃篡夺而来的史实。官方史书《奉天靖难记》承其旨意，将朱棣否定建文帝皇统的立场贯彻得更加彻底，不仅建文帝在位的第四年，而且建文帝在位的全部四年，均采用“洪武”年号表示，分别称为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年。如朱棣最初使用“洪武三十五年”取代建文四年，或可视为一时权宜之计的话，那么，后来官方史书的做法就变成了有意识的“革除”建文年号。年号代表正朔。永乐朝官修史书不使用建文年号，是不承认建文帝正统地位的标志。
其次，官方史书从未对建文帝使用“上”、“帝”等表明皇帝身份的用语，而是直呼“允炆”，如“允炆与黄子澄俱坐东角门”，“书至，允炆以示方孝孺”等。直呼名讳，不仅表示不承认建文帝的皇位，而且毫无起码的尊重可言。所记朱棣的诏令敕谕，或称“幼冲”，如谓“幼冲不思祖宗陵寝为重”；或称“孺子”，如谓“不意孺子无知”；或称“幼主”，如谓“今幼主嗣位”；或称幼君，如谓“今日使幼君自焚者，等。而“幼主”、“幼君”这些模糊的称呼，是不能视作对建文帝皇帝身份的认可的。
再次，官方史书称朝廷军队为“贼”，如谓燕军“夜半至雄县，围其城，贼众始觉”，“乃率大军列阵而进，遥见贼军欢动，上曰：‘贼乱而嚣，可以击也。’”，按照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以建文帝为首的朝廷是具有正统性、合法性的一方，朱棣一方才为叛贼。称朝廷的军队为“贼”，这是不承认建文帝的正统地位、将建文帝看成“伪皇帝”、以建文政权为“伪政权”的表现。
为前朝皇帝议谥、上尊号，举行庙祀，是中国古代每一个王朝惯常的做法，即便是异姓革命，新王朝的统治者一般也会给被推翻的前代皇帝议谥。建文帝与朱棣同为高皇帝朱元璋一脉子孙，朱棣称建文帝自焚死，按照常理，应追上谥号、庙号，但建文帝却一无所得，更无庙祀可享。为前代帝王修实录，亦为明朝的制度，但朱棣却不为建文帝修实录，这既是试图湮灭历史、也是不承认建文帝正统地位的表现。
综上所述，永乐朝官方比较全面地建立了一套否定建文帝皇统、确立朱棣统治合法性的论述，但这套正统论述是不完善的，尤其是对于建文帝皇统的否定，笔端露怯，底气不足。虽然官方史书宣称朱元璋册立允炆为皇太孙是勉强的，但却无法公然否定明太祖册立皇太孙及皇太孙地位合法的事实。而对所谓允炆“矫遗诏嗣位”，如许可以一剑封喉地否定建文帝皇统合法性的重大事件，官书也仅寥寥几字，此后全然不再提及：既不见起兵“靖难”时公开声讨“矫遗诏”之罪，取得胜利后亦不追究其“篡位”之责。因为假话编得太离谱了，是经不起检验的。如果真像诬蔑建文帝生活荒淫那样穷追猛打建文帝所谓“矫诏即位”之罪的话，必然会牵涉到朱棣口口声声尊崇的父皇，其结果不是厚诬太祖并威胁到太祖亲自订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就是假象暴露得更加彻底，所以，此假话只好适可而止。
不仅如此，朱棣为避免被视为乱臣贼子，还再三表白：其起兵的目的不是要推翻建文帝，只是“清君侧”而已。这反过来又意味着承认了建文帝的正统地位。他在起兵时称“《祖训》云：‘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必训兵讨之，以清君侧之恶。’今祸迫予躬，实欲求生，不得已也。义与奸邪不共戴天，必奉行天讨，以安社稷”。既然称起兵的目的是“清君侧”，而非取而代之，因此，官方史书所记朱棣给朝廷的文书，仍只得称为“上书”，称建文帝发布的命令为“诏”，自称为“臣”，如“戊子，上获宋忠，因遂上书曰”；癸丑，乃上书曰“下责己之诏”，称“臣每战胜”“臣忝居叔父”。这些都是朱棣不得不承认建文帝身份的表现。当北平都司指挥张信等上表劝以“履登宸极之尊”时，“上览表谕群臣曰：‘我之举兵，所以诛奸恶，保社稷，救患难，全骨肉，岂有他哉？夫天位惟艰，焉可必得？此事焉敢以闻。待奸恶伏诛，吾行周公之事，以辅孺子，此吾之志。尔等自今其勿复言。”当燕师振旅江北，朱棣又对前来请以割地讲和的庆成郡主等说：“我此行在诛奸恶，以清朝廷，奠安社稷，保全骨肉。事已，得复故封幸矣，余非所望也。”在渡江前祭祀江神时，朱棣再称“予为奸恶所迫，不得已起兵御祸，誓欲清君侧之恶，以安宗社”。占领南京后，诸王与文武群臣请上尊号，“上曰：‘予始逼于难，誓救祸除奸，以安天下，以为伊周之勋。不意孺子无知，自底亡灭。今奉承洪基，当择有才德者，顾予菲薄，岂堪负荷？’”，文武群臣再三上表劝进，他仍坚称“勤苦百战，出万死一生，志清奸恶，以匡幼冲，其乃殄绝于今，遂自焚陨。群臣劝予即位，予思天位惟艰，有如幼冲，弗克负荷，几坠丕图”。即便他被群臣强拥登辇而不得已即位后，仍自表心迹曰：“驻军畿甸，索其奸贪，庶几周公辅成王之谊，而乃不究朕怀，阖宫自焚，以绝于宗社。”当然，朱棣再三表白的“周公辅成王”之心自然是假的，但无论真假，既公开自许为周公，表明他是承认建文帝的身份的，并且，在建文帝阖宫自焚后，“壬申，命有司备礼葬允炆，上辍正朝三日”。所谓“备礼”，即指“天子之礼”，即便对建文帝所行之天子葬礼不是周到完备的，但参照天子之礼安排则是无疑的。这些均表明，另一方面，朱棣又是承认建文帝的皇帝身份的。
所以，永乐朝官方关于建文帝的正统论述是非常矛盾的，充满了两面性。一方面，官书称允炆“矫遗诏嗣位”，并通过不使用建文年号、直呼“允炆”等笔法，表达不承认建文帝正统地位的立场；另一方面，又通过记录朱棣自称“周公辅成王”，使用“上书”“诏”“臣”等字样，传达出似乎承认建文皇统的意向。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倾向，始终存在于朱棣之口和永乐朝所修纂的官方史籍中。具叔父之尊的朱棣，从情感上不愿意承认其皇位来源于侄儿，想要摆脱“篡位”的恶名，最好的办法就是否定建文帝的皇统。但另一方面，建文帝毕竟是明太祖亲自册立的皇太孙、遗诏指定的皇位继承人，且这种安排体现了嫡长子继承制度，所以，朱棣造假缺乏足够底气，不能彻底。只要朱棣不公开丢掉明太祖这面旗帜，那么，他就会因投鼠忌器而有所忌惮，所造之假就一定不会圆满。而他，是不可能丢得掉自称的皇位合法性来源、明王朝的创立者——太祖这面旗帜的。
永乐朝官方正统论述的影响
明代自永乐后的政权一直由朱棣一脉子孙掌握，所以，永乐朝官方关于正统性的系列论述基本上被后世继承，并且得到广泛地传播，但后世官方和民间对于相关论述的接受程度并不相同。相比于官方几乎全盘接收的保守态度而言，民间的认识更加激进，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尤其是民间关于建文帝正统问题的认知，较多地突破了官方论述的局限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永乐朝官方关于朱棣正统性的论述，被明后世统治者全盘接受并发展。朱棣去世后，其子仁宗朱高炽继位，尊谥朱棣为“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进庙号“太宗”，并亲撰《长陵神功圣德碑》，为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进行辩护，还设史馆修纂《明太宗实录》，这些盖棺论定的行为进一步明确与强化了朱棣的正统地位。宣德时继续修纂《明太宗实录》，前九卷《奉天靖难事迹》，是在永乐朝官方史书《奉天靖难记》的基础上编纂的，不仅继承了关于“奉天靖难”的战争定性，且对于表现其正统性的天命、圣德、太祖属意等方面的关键论述也几无二致。嘉靖时期，明世宗“尊文皇帝庙号为‘成祖’，谥曰‘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将其庙号由“宗”改为“祖”，将原谥号中的“广运”改为“肇运”，突出了朱棣成就光大祖宗功业及开创皇位继承新统之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行为，无疑极大地提升了朱棣在明代皇统传承上的地位。
清初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非常尊崇明代二祖之一的明成祖。到清中期乾隆时，清朝统治已经稳固，面对新的社会矛盾，宣扬忠君思想，防止乱臣臣子，成为维护清朝统治的主要议题。清高宗《通鉴辑览》“御批”，认为“靖难之名”是美化燕王，谓“晋阳之甲以清君侧为名，七国之反以诛晁错为名，大抵乱臣贼子必有说以为兵端，燕王之称靖难，亦犹是也。明季诸臣曲为尊亲之讳，凡纪言事必以靖难时书之，言之不顺，殊乖征实。今于初起时直载其事，其余所有靖难之名，即行刊削”。自此以后，“靖难”之名被清朝官方正式废除。不仅如此，清高宗还进一步将朱棣的行为定性为“篡弑”，这是严格按照传统伦理观点，第一次为朱棣的行动重新定性。嘉庆时托津等奉敕纂《明鉴》，史评完全遵从高宗批示，视朱棣为“篡弑”。但吊诡的是，虽以朱棣为“篡弑”，但清高宗与定稿于乾隆年间的官修《明史》，却并没有顺乎逻辑地否定永乐政权及其一脉子孙的正统地位。因为朱棣及其子孙统治明朝二百多年，其统治的合法性早已获得认可，而清朝又以接明统绪为词，如否定其正统地位，则清接何统？所以，传统正统理论纯洁性与历史逻辑一致性的追求，不得不让位于既成的历史与现实政治关系的考量。
明代中期以后，私家修史非常繁荣，这些史籍基本上接受了永乐朝官方关于朱棣正统地位的论述，但这种接受是有选择性的。一般说来，称朱棣起兵为“靖难”说得到较为普遍的承认，基本上无人对此表达过公开异议，但在具体内容的记述与评价上，则有所突破。如万历时信天缘生谓《姜氏秘史》：“但历数建文君仁厚好古，死难诸臣视死如归，则知当时亦无难可靖。金川门诚为失守矣，抑郁不平之情见于言外，与郑端简《逊国记》大都相似者与？野人之见不约而同。”不公开否定“靖难”之说，但在具体内容的表述上却“无难可靖”，是一部分史书与史家的看法。但亦有人为朱棣开脱，认为建文帝过于柔弱，高皇帝开创的基业难乎为继，“师称靖难，或疑无难可靖，是不睹善述为功而忘二百年治安赐也”，认为朱棣以守兼创，如代商而立的周武王，“不有武王，固无以安天下”。直到明末清初，以明遗民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痛定思痛，反思明朝历史，探索国家兴亡之因，才对明成祖朱棣展开了初步批判。査继佐称“燕与子汉煦，虽成败分，要是父子间相授受，两不洗管蔡之名哉！”黄宗羲则径直将成祖与七国之乱的吴王濞相比较：“夫分封太过，七国之反，汉高祖酿之；成祖之天下，髙皇帝授之，一成一败。成祖之智勇十倍吴王濞，此不可以成败而誉咎王室也。”将明成祖比之管蔡、吴王濞，其所暗含之意已十分明显，但“篡”字仍没有说出口。到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写作《明史十二论》，依据《春秋》笔法，对燕王大加挞伐，直斥为“篡”。由明至清，史家对朱棣的评判终于完成了由“靖难”到“篡弑”的转变，但却并未由此引申出否定朱棣及其子孙统治正当性的结论。如果说明代的史家有在朱明王朝统治下生活的忌惮，有对于安身立命之所的珍惜，且直面的是不得不效忠的君王因而别无选择的话，那么，清人则是基于对于明代几百年有效统治的合法性及其所代表的中华文化统绪的认可。
永乐朝官方否定建文帝正统地位的立场，亦基本上被后世统治者所接受，但在具体论述上有所调整。朱棣之子朱高炽登基后，撰写《长陵碑文》，不再继续诬陷建文帝“矫遗诏嗣位”，改称“允炆”为“建文君”，但并未真正承认建文帝的身份、给予其正常的历史定位。宣德时所纂《太宗实录》，调和皇祖、皇父的立场，既在永乐立场上有所进步，又在仁宗立场上有所倒退。继续诬建文帝“矫遗诏嗣位”，不呼名讳“允炆”而称“建文君”，不再以洪武年号表示建文统治的四年，但只称元、二、三、四年，不明确地使用建文年号——这是仍未从根本上承认建文帝正统地位立场的表现。万历时朝廷开馆纂修本朝正史，不少大臣借机上书请求恢复建文年号并为建文修史，最终明神宗批准“以建文事迹附太祖髙皇帝之末，而存其年号”。这是明代官方在建文帝历史定位认识问题上的重要进步，但只是将建文事迹附太祖本纪后，而不是为建文帝单独修纂本纪，显然不能视为已经承认了建文帝的正统地位。直到明末崇祯朝，面对不少大臣为建文议谥、进庙号的请求，明思宗亦迟迟疑疑终未采纳。自明代中期后，官方已不再诬建文帝“矫遗诏嗣位”，对建文君臣曾经的仇恨亦随时间流逝而消散，为什么承认建文帝的正常历史地位仍然那么艰难呢？这是因为，如果官方承认建文帝的正统地位，那么朱棣所谓的“靖难”即为“篡逆”，由此朱棣与其子孙的皇位、包括当朝政权的合法性都将会受到质疑。直到南明弘光政权，在强敌压境、命悬一线的危急关头，为笼络人心、鼓舞忠义以挽大厦之将倾，才不得已抛开这许多顾虑，依据私家史书所提出的建文“逊国”说，上建文帝谥曰“嗣天章道诚懿渊恭觐文扬武克仁笃孝让皇帝，庙号惠宗”，附祭孝、康陵。一个“让”字，将横亘在建文帝与朱棣面前的此是彼非必居其一的矛盾化解了，取得了各自所需的正统性而互不相妨。但弘光政权只是一个很快灭亡的偏安政权，其肯定建文帝皇统的追谥行为的意义、影响极有限。清朝乾隆元年，清高宗追谥建文帝曰“恭闵惠皇帝”，清官修《明史》亦为建文帝单独设立本纪，使用建文年号。可以说，这才真正从法理层面上承认了建文帝的正统地位，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明中期后涌现的大量私修史书，多数都能遵循秉笔直书的原则，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记录建文朝历史，不再刻意抹黑建文君臣，但对建文帝在传统皇位问题上的认识却存在很大分歧。正德以前的野史与私修史书，主要受到官方论述的影响。成化时，宋端仪撰《立斋闲录》，提出“革除建文年号”和“建庶人”说，称“太宗皇帝既即位，革除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五年。”“建庶人，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册为皇太孙”“建文君废为建庶人。”正德时，祝允明《野记》谓“国破，建庶人出”。这时期的私修建文史籍，亦以干支或洪武纪年，称“建文君”或“革除君”。如张芹《备遗录》称“己卯七月，靖难兵起”，谓卓敬“疏上，建文君大惊”；黄佐《革除遗事》以“洪武”纪年，在其后以小字附注建文年，亦以“建文君”“革除君”相称。到嘉靖时，部分史家虽仍囿于官方立场，但相当一部分史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官修史书的局限，依据历史实事求是地承认建文朝的正统地位。如《姜氏秘史》用建文年号，称“建文帝亡去”“帝嘉纳”；《革朝遗忠录》用“革除”年，多次称“建文帝”，不过有时亦称“革除君”而更多的史书则是杂采两者，如《革朝志》用建文年号，下面用小字注明“革除称洪武年”，又谓“帝在东宫”“上致群贤”；《龙飞纪略》也是用洪武纪年，旁注建文于下，称“皇帝御奉天门”；陈建《皇明通纪》先列干支，次用洪武，最后标注建文年，称“帝”，有时也称“建文君”；郑晓《逊国记》用“建文”纪年，书“建文皇帝”“帝”，有时也称“建文君”。万历中期以后，受到明神宗将建文事迹附太祖本纪之末并“存其年号”圣旨的影响，多数史书使用建文纪年，但称呼“建文君”者仍比较多。明亡后的遗民史家，已完全使用“建文”年号，称“让皇帝”或“惠宗”。清朝前期，私家修史则称“建文帝”，用建文年号，自清高宗为建文帝追上谥号后，私家修史均称“惠帝”了。综上所述，自明至清私家修史虽然受到永乐朝官方正统论述的影响，但又往往突破这种局限，愈到后来愈加承认建文帝的正统地位。
如上所述，永乐朝官方的正统性论述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如果肯定朱棣所谓“靖难”的合法性及其皇位的正统性，就必须否定建文帝的皇统，而这却会殃及太祖的声誉且威胁朱明王朝嫡长子继承制度，这就是为什么官书编造建文帝“矫遗诏嗣位”却又不敢深究之由。既然无法从根本上诬建文政权为“伪政权”，朱棣就不能公开地宣示目标为夺取建文帝的皇位，只能称“清君侧”“周公辅成王”，而这又与否定建文帝正统地位的立场相矛盾。但如为消弭这一矛盾而承认建文帝的正统地位，那么又会出现一个更加令人尴尬的局面，朱棣的夺权行为无疑将被视为“篡位”，由此自永乐后二百多年的明政权，将会深陷合法性危机之中，这是朱棣的子孙、朱明王朝的臣子乃至取而代之的清朝统治者都无法面对的事实。后世不少敏锐的史家意识到了这一困惑，从传统禅让说的历史观照中，提出了建文“逊国”说。如此一来，理论的困惑解决了，建文帝与朱棣都各自获得了正统地位而互不相妨。但是，历史被阉割了，建文帝即使最终如传说那样没有焚死而是出亡了，将出亡说成“逊国”，也只能是史家一厢情愿的说辞而已。在后世关于建文帝出亡行迹的各种记载中，无一例外的是，并没有出现符合“逊国”二字的内容。为了适应政治的需要，建文帝最后的生命归宿及其价值意义被后世史家和官方联合书写了。
文章来源：中国明史学会主编：《明史研究》第十五辑，合肥：黄山书社，2017年，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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