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一路行车经由中山大道往西南至武胜路口往南，跨越江汉桥即进入汉阳，再在龟山南路口转东，通过武汉长江大桥来到武昌。电一路途经黄鹤楼，终点站是省政府旁的水果湖路。不到半小时之前的9:47，司机罗伟和售票员从汉口三民路电车公司院内发车，始发站上来六名乘客，爆炸前公交车共在五马路，老法院，利济路，武胜路，古琴台五个站点停靠，分别有乘客上下。
根据幸存22人的叙述，警方得以确认爆炸发生前所有生者在车上所处位置，并大致了解了部分死者的所处位置。
经过三次地毯式搜索和统计后，公安部门确定，现场有16人死亡，30人受伤。从现场清理出了241袋残留物，其中来自16名死者的尸块有214块。在公安系统的努力下，当天下午2点40分，长江大桥恢复了通车。桥上留下了一个十厘米深、脸盆大的炸洞，好在桥没有出现坍塌，不然按照堵车的势头，伤亡很更严重。当天下午6点，公安部派出的刑侦专家团也赶到了现场，有7个人：公安部五局长张新枫、五局副处长许文荣、高级工程师乌国庆、物证鉴定中心高级工程师班茂森、北京市局高级工程师高光斗、黑龙江省厅高级工程师崔道植、吉林省延边州公安局高级工程师徐利民。
你看到这些名字，可能没什么概念，但这都是中国最牛逼的刑侦专家：高光斗是全国最牛的爆炸分析专家，参与过几乎全国所有的爆炸大案。崔道植是全国最牛的痕迹鉴定专家，号称中国痕检的定海神针。徐利民是全国最牛的指纹识别专家，靠指纹破过几十起恶性案件。乌国庆是全国最牛的物证痕迹专家，被称作“中国当代福尔摩斯”根据洞的形状，他们推断，爆炸的一瞬间，炸药是放在公交车地面上，而不是提前放在大桥上的。如果提前放在桥上，那炸坑肯定是放射形。法医们对200多块尸块的检查也进一步证实，炸药包的高度应该就在公交车地面上，16具尸体的上半身大多还比较完整，但下肢都被炸碎了。按分片分段的顺序进行现场勘查。专案组织省、市刑事技术人员100余人对现场220X110米范围进行了反复勘验，寻获大量被炸物品碎片和人体组织。并以划片切块、编号定位的形式进行现场拍照、录像和提取、2月15日，专案组又抽调分县局技术人员以及刑侦、防暴力量160余人，对爆炸现场进行了两次地毯式搜索，在离炸点220米处的龟山上发现场紧靠炸点的坐椅支撑铁板碎片4块等物证。至此，经过3次现场搜索共提取被炸物品残渣241袋，提取尸体残肢、碎块214块，从中心现场提取理化检材14件。
对司机、售票员和电车公司的调查，被炸车司机罗伟、售票员彭九江2月13日19时30分将车停放在电车公司院内。2月14日9时47分从汉口三民路发车驶住梨园方向，始发时车上有6名乘客，沿途在五马路、老法院、利济路、武胜路、古琴台停靠，分别有乘客上下。10时08分车行至汉阳桥头堡附近发生爆炸。两人不能提供有价值线索。调查电车公司获悉，该公司实行单车经营，自负盈亏，罗伟、彭九江均系该公司职工，未发现突出问题。
对伤员开展走访，初步进行了车辆爆炸前的人员定位。以同济医院为重点对伤员进行了反复询问。2月15日被炸车上22名伤员身份已全部查清，并捺印了指纹和进行了损伤定位照相。经过走访和相互印证，全部确认了伤者在车内的坐站部位，并基本确认了部分死者位置，制作了车内定位图。
对现场目击者开展调查。走访了发案现场周围的司乘人员、现场附近清洁工、参加抢救的武警、交警和巡警30余人；并按原车辆被炸前行驶的时间和线路调查了乘客50余人次，未发现异常情况。
对铤而走险的人员和新疆来汉人员开展模底。对过去掌握的扬言要爆炸、报复社会的线索进行了全面清现和调查，同时清理在汉新疆人208人，在调查中未发现特别突出情况；各分县局在辖区内排查线索624条，也未发现突出问题。
由市政府出面抽调查公安、民政及保险等有关部门成立“2.14”案件善后处理组，开展认尸和安抚工作。其中辨尸工作由刑侦处负责，共发放《协查通报》1万余份，接待认尸人员574人，2月17日，13具无名尸体的身份已查明，17日以后利用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向全省发布《认尸公告》，又认定了1号无名女尸的身份。剩下两名男尸无人认领。
对现场241袋残留物进行反复清理和分类。2月14日至18日，专案组组织130余名技术人员对现场241袋残留物编号为34袋的现场残留物中，发现和拼接身份证残片一张，留有“汤喜林，男……7月1日，江西省武宁县横路乡……园村15组……3760711031”字样，并从现场残留物中分析和提取了包装炸药的白色塑料编织袋碎片。
侦查人员满世界地调查这封遗书的线索，发现只是个多愁善感的女青年，根据生前的线索，构不成自杀和他杀的条件。那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呢？谁是凶手？负责调查爆炸相关细节的是全国著名的爆炸分析专家。爆炸小组让与一路公车同型号的车子驶入2月14日爆炸现场，对爆炸源，引爆装置，嫌犯身份等信息进行分析。
由被炸的一路公车残骸观察，起爆点距地表9厘米，距车厢左壁52厘米，后壁102厘米，这个位置正好在公交车倒数第二排左侧单人座的右下方，排除有人事先在长江大桥的桥面上放置炸药的可能性。
这时爆炸专家高光斗提出一个想法：他问了一个问题，爆炸时每个人都在什么位置，什么姿势。如果知道这个，他就能知道谁在爆炸的中心，谁是持有炸药的人。专案组的法医们忙坏了：他们费了好大劲儿，才把200多块大大小小的尸块分清谁是谁。16具尸体中，有三个人引起了刑侦人员的注意：1号、10号和11号尸体。根据原理，离爆炸中心越近的物体，会被抛得越远。离爆炸中心远的物体，才会留在中心附近，这是最简单的反推原理。所以爆炸案的证据，往往在离爆炸中心最远的地方。离爆炸中心越近，就会被炸的越碎，1号、10号、11号，恰好又符合这样的特征，他们仨被炸得最惨。10号在炸心东北26米远，11号被炸得更远，在炸心西南31米，他当即有了结论：他俩是距离爆炸中心最近的尸体，如果没错的话，这两具男尸，肯定是爆炸案的“焦点人物。专案组组织省、市法医32人，痕检人员40人，理化技术员10 人，加强了对16具尸体，现场爆炸车和痕迹物证的研究，并成立尸检组，理化组和爆炸物品分析组，对爆炸中心、死者生前定位、炸药的种类、炸药量、引爆方式进行了分析。公安部专家组直接指导、论证和产生结论。
1、对爆炸中心的定位：经勘查的分析，爆炸中心在距地表9厘米，距车厢左壁52厘米、后壁102厘米的车厢木质地板上，即被炸车倒数第二排单人座右下方。可以排除爆炸物直接放在路面的可能。
2、对中心炸点尸体的分析：通过对爆炸中心现场死者定位和对炸点周围4具炸点最近损伤部位、程度的分析，认定10号、11号两具尸体离中心炸点最近（其胸部以下全部炸碎，在炸点的两侧抛得最远）；11号死者在爆炸瞬间系半蹲位状态，并侧身贴近爆炸装置呈现引爆姿式。故认定10号、11号有重大作案嫌疑，11号为引爆者。
3、对炸药种类、装药量和引爆方式的分析；经对爆炸中心残留物进行硝酸根、铵离子、氯离子检验，认定“2.14”爆炸案爆炸物系硝铵炸药：根据法医测量、现场模拟试验和经验公式推算，现场炸药量应为10公斤。考虑到地板反射作用，炸药量（硝铵）定为8-9公斤为宜。对现场遗留物反复搜索、检验，未发现定时式遥控引爆装置的残留物，证明作案人在车上引爆，引爆方式分析为导火索。
接着又产生了新的疑问：他们飞向了两边，炸药应该在他们中间，可以想像，爆炸瞬间这俩人紧挨着炸药。但这俩人，是共同作案，还是有一个受害人？他们究竟是谁？在爆炸瞬间，各处在车内的什么位置?是站着还是坐着? 又或者是蹲着?怎么引爆的?案发后三天，警方接待了517名认尸人，确定了16名死者中13个人的身份，剩下3个不知身份的，正好就是1号、10号和11号。警方又进行下一轮行动，这三具尸体在经过简单缝合后，照片被放在了当地电视台循环播放，想想是有点恐怖。很快1号尸体也被认出来了，死者是一名失足妇女，认出她的还是在旅馆看电视的小姐妹。经过调查，警方排除了她的作案可能，姑娘只是倒了大霉，正好坐炸药包边上。2月15日，在专家组要求下，武汉警方送来一辆与炸毁公车同型号的车，供专家研究。高光斗反复在炸毁的车上与完整的车上测量，初步推测：紧贴爆炸中心的是张椅子，并根据死伤者损伤部位算出，爆炸案的炸药量为10公斤左右。紧接着，专家组通过直接目击者，确定了尸体飞出的准确位置。为了验证“爆炸与10号、11号有直接关系”，高光斗提出，在尸体飞出的位置找椅子，有碎片也可以。如果能找回炸碎的椅子，就能说明椅子飞的方向与尸体炸飞的方向一致，当时两人中必有一个坐在椅子上。那么他们姿势应该是，一个在炸药包的外侧，一个在里侧。寻找的侦查员果然从飞出去的尸体边上，找到了椅子的零件。2月16日上午，另一个大神徐利民，通过车离地面的高度、椅子的高度、车梁损害的情况，得出与高光斗相近的结论。他俩把爆炸中心，精确到了5厘米之内 !高光斗想让徐利民画一幅立体的俯视图，他们请武汉警方的两名侦查员当模特，按照两人的想法重现现场，终于画出了一幅还原图。这是中国第一幅爆炸现场分析图的，徐利民和高光斗，是这个图种的开拓者，为两位大神点赞！就是这张图爆炸的那一刻，车厢里是这样的：炸药在公交车倒数第二排，右边靠窗的单人椅子旁引爆。那一瞬间，10号正坐在椅子上，弯腰，用双手扶住了地上炸药包，而11号面对着他，蹲在10号旁边，点燃了导火索。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现场留下了11号一块完好的屁股，爆炸时，因为11号蹲着，他的屁股跟炸药之间，离得最远。接下来，就是找出10号、11号的身份了。这案子把武汉人民吓坏了，各种流言传得沸沸扬扬：最得到认同的说法是凶手是下岗职工，走投无路报复社会。那段时间，下岗浪潮正好席卷着全国，对下岗这事儿的焦虑，让不少武汉人民觉得，因为下岗去炸公交车，是一个挺合理的解释。这让专案组很焦急，只有快速破案，才能制止这些流言蜚语。这时检查现场残留物的工作组，传来了一个大消息：刑侦人员在现场搜集的残渣中，拼出了一个身份证的残片：“汤喜林，男……7月1日，江西省武宁县……园村15组……3760711031”真相浮出水面已确认身份的伤者和死者里，都没有汤喜林这个名字。刑侦人员精神一振：这个汤喜林，不是10号就是11号。经调查，武汉市的本地户口里，没有叫汤喜林的。专案组开始排查武汉大大小小的旅馆，没过多久，他们就在桥口区长堤旅社的登记簿上，发现了汤喜林这个名字的住宿登记。而且汤喜林不是一个人：他是和一个叫齐杏献的人一起住的。在两人住过的房间，专案组在床下找到根48厘米长的“沂蒙山牌”导火索，但经对地面取尘土进行化验，没有发现炸药成分，证明炸药是早就做好的。导火索二人于2月13日下午16时入住301号房间，次日爆炸当天上午9时结账离开。事情到这儿应该差不多了，专案组人员马上赶到了江西，去找汤喜林和齐杏献的家人认尸。三十余名警察立即赶赴江西武宁县，对汤喜林及齐杏献展开调查。警方没有料到的是他们见到了活着的汤喜林和齐杏献。汤喜林半年内都没有离开过武宁县，他的身份证是在1997年7月他乘坐长途客运车时丢失的。齐杏献1997年8月在武宁的罐头厂打工，当时一起打工的曹军借用他的身份证，后称身份证丢失。
齐杏献向警方提供了曹军出租房的地址，警察到那儿时，曹军早就不在了。房东告诉警察曹军在自己的房子住了一段时候，1998年1月就搬走去玉明旅社打工了。不过曹军搬走后，房东一直也没能再把房子租出去。警察又搜查了出租房，在床下找到了一截雷管，两张身份证，一张少女画像，以及题为理由的一首诗。出租房内提取的指纹与公交车上11号右手无名指指纹相同，写诗人的笔迹与武汉长堤旅社登记的“汤喜林”笔迹相符，据此11号尸体被认定为曹军。
曹军颇有些才气，写得一手好字，会写诗，又会画画。离开罐头厂后他去黄山卖画，可是一幅画都没有卖出去，不得已只好回到武宁县。混了一段日子后，曹军在玉明旅社找了工作。据认识曹军的人反映，曹军个性悲观内向，透露过自杀的念头，但从不和人说自己的私事，所以无人知晓他的家乡和真实姓名。
玉明旅社的老板告诉警察，和曹军一起打工同住一房的还有一个姓邹的。警方在武宁县范围内查找邹姓男子，最终锁定了石门楼镇镜源村27岁的村民邹昌力。邹昌力母亲的血样被检测与公交车10号尸体具有母子亲缘关系，以此10号尸体为邹昌力无疑。
据邹昌力的母亲和未婚妻回忆，2月1号，曹军来他们家，两人住在同一张床上。2月7号那天，他俩一同上山，带回10公斤炸药，2月8日，两人拎了一编织袋炸药离开家，说要去武汉打工。在爆炸案现场，发现了白色编织袋碎片。白色编织袋1997年，曹军在罐头厂打工时，邹昌力在武宁一家钨矿采矿，负责“装炮”和“放炮”，也就是爆炸技术。邹昌力正是带着曹军到了之前工作的钨矿，跟认识的管理员买了十公斤硝胺炸药。邹昌力家贫，不得已定下了给人做倒插门女婿。他对此一直难以释怀，曾和未婚妻说：“要是我气伤了心，要死就不是我一个人，有好多人死，上火车上不去，就上汽车，炸死好多人。”邹昌力的母亲还不时火上浇油，激邹昌力说他没用看不住老婆，未婚妻迟早会和其他人结婚。邹道花说，她后来越想越不对，在2月11号给邹昌力留了封信，劝他千万不要做那件事。专案组采集了邹昌力母亲的DNA，带去北京和10、11号尸体提取的DNA做亲子鉴定。鉴定结果出来了：10号尸体就是邹昌力。除此之外，在旅社遗落的烟头上，警方提取到了与11号尸体一致的指纹，应该就是曹军。为什么说应该呢？因为大家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但他真正的身份或者说他到底叫不叫曹军，到现在都没人确定。到了这儿，案发前最后几天发生的事情也被确定了：2月10号，两个人一起离开了老家，来到了武汉。2月13日下午曹军和邹昌力住进武汉硚口区的长堤旅社，14日上午9时离开。长堤旅社距离1号电车的第三站利济路站和第四站武胜路站都只有几分钟路程，两人必定是在利济路或武胜路登上1号电车，随身带着那包硝铵炸药。案发前一个小时两个人从旅社出来，拎着10公斤硝胺炸药坐上了一路专线电车。1998年3月29日，案件宣布告破。不少资料说，这可能是一起殉情案，曹军和邹昌力可能是对同性恋人，选择情人节自杀，是为了殉情。有很多的细节，仿佛能佐证这一点。但这事儿永远没有定论，因为当事人已经死了。不管他俩是谁，性取向如何，都不能成为他们炸公交的理由。他们的作案动机到底是什么已无从查证。警方结合多人提供的消息推断，他们之间是情侣关系，而那时同性恋是不被传统社会接纳的，他们因此痛恨社会，于是产生了报复社会的想法，同时也用这种方式殉情，达到永不分离的目的……在武汉长江大桥的大爆炸案中，许多美好和鲜活的生命，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比起那些逝去的生命，生活中的磕磕碰碰，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免责声明：本文章来源于网络、报刊、新闻等整理而成，文章所述观点并不代表本平台立场，转载是为了更好地传播资讯。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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